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一五”规划（2026-2030》和《2026年施政报告》翌日（9月17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期间聆听大众诉苦：失业青年坦言对未来失去信心，不敢步入婚姻；关注子女精神健康的母亲，呼吁正视学童压力；关心工程质量的市民，不解为何技术越先进事故反而越多；中年求职者不满输入外劳政策，挤压本地工人生存空间；独居长者反映，找不到“关爱队”成员陪同求医......显而易见，在港府的宏伟蓝图和市民的柴米油盐之间，存在着不短的距离，多少有些尴尬；而《“一五”规划》正是促使两者“互联互通”的开始，也是消灭这种“尴尬”的起点。

这种“尴尬”，是香港在转型期间必须经历的“阵痛”，本就弥漫于香港和中央、市民和港府、行政长官与官僚体系之间；而《“一五”规划》的发布，则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更坦诚地面对这份感觉。香港过去向来唯欧美是瞻，曾是市场经济的榜样，也是社会治理的模范；如今却深陷产业结构单一、创科发展落后、向上流动停滞、贫富悬殊严重等转型困境，需要学习欧美不屑一顾的“五年规划”和“民生为本”等治理理念，不可谓不“尴尬”。

不要误会——我们绝对肯定《“一五”规划》是香港回归以来极具意义的制度突破，标志着特区政府尝试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告别所谓“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的放任管治，准备踏上“有为政府”的治理征程。然而，我们也着实无法回避这种“尴尬”。正如欧洲曾对中国颐指气使，如今却在多个领域被远远抛离，连最主要的汽车工业都面临严峻挑战，自然尴尬；又如美国联合以色列攻打伊朗，但七个月过去，耗费近400亿元美金军费、损失无数战机和装备，始终无法真正结束战争，却要不断宣称已经取胜，同样尴尬。

但香港尽管“尴尬”，却不像欧美般“羞耻”——所谓“羞耻”，是自大者在面对自身衰退时，难以接受已被超越而产生的掩耳盗铃；至于“尴尬”，则是清醒者在面对客观差距时，坦然承认不足而产生的心理落差。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回归以来就被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本就需要因应全球政经格局的剧变和信息革命浪潮的涌动，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即使过去蹉跎了一段时间，但如今终于能够放下傲慢，谦卑正视自身各种不足、客观看待国家发展成就、认真学习国家治理方法，仍然有望吸取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从中发展出更能彰显“一国两制”优势和“公平正义”价值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学习最忌东施效颦，而如何更好理解《“一五”规划》当中的六对关系，正是在建立了“从无到有”的规划蓝图之后，能否实现“从有到好”的关键考验。

第一，在“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之间，如何发挥独特优势，避免僵化执行国家清单？《“一五”规划》用了不少篇幅“深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包括扩大流动性安排、扩阔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供应、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研究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等。这固然是对接国家战略的积极举措，也符合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各金融单位编制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统一步调；然而，在十万字的《“一五”规划》文本中，却完全没有提到“港币”的发展路向，以及它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事实上，若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绝对离不开“港币国际化”，因为人民币若要稳步扩张，少不了一个流动性极佳和功能性极全的港元体系在外部市场作为转换甚至缓冲。这就需要特区政府透彻研究美元、港币、人民币之间的关系。

第二，在“顶层规划”和“下层执行”之间，如何贯穿系统思维，避免变成各自为政的政策拼盘？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智算发展为例，《“一五”规划》表明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快布局超大规模智算集群，《2026年施政报告》也承诺深化人工智能在多个政策范畴和各行各业的应用，并会建设“AI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然而，在具体执行层面，万万不能只把AI当成搜寻工具或语言模型，而要全方位地理解背后基础——“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这就要求特区政府确立更加清晰的AI愿景，正视全球科技巨头日益焦虑的AI威胁，及早部署应对从就业市场到生活场景的AI冲击，并且全面重塑下一代的知识结构，要在教育体系中极具针对性地强化数学、逻辑、系统思维与人文创造力，为迎接智算时代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和适应能力。

第三，在“宏观调控”和“市场惯性”之间，如何展现施政魄力，避免“无为而治”的市场失控？根据国家经验，“五年规划”的关键在于透过运用财政、货币、土地及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以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特区政府在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时，已更愿意采取行政措施和法律工具进行调控，例如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采用多元开发模式、“按实补价”先导计划、“双信封制”招标等，希望提升市场投资意欲。然而，当局始终未有触碰农地补偿价格虚高、完全偏离农地本质的历史病灶，而是沿用传统的收地补偿逻辑，变相是将大规模土地开发的节奏和利润，让渡给大地主和开发商。新界形势复杂，面对市场惯性和既得利益藩篱，当局更需要给出能够促使农地回归农价的法律框架和市场工具，彻底斩断投机利益链条；同时善用发债、产业基金和专项融资等现代金融手段，以发展眼光解决财政问题，才能真正“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

第四，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之间，如何重建分配机制，避免陷入“为发展而发展”的迷思？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五”规划》罕有地把“民生为本”列为七大所秉持的理念之一，特首李家超也不断重申“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改善民生，让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确实是相当难得的突破。不过，细看具体的“民生”举措，相对而言多少显得单薄，难怪不少市民难以直接感受到“发展”的美好。这种“落差”并不难理解，因为香港过去确实依赖“滴漏效应”，治港精英也普遍以为只要打造良好营生环境、促使资本财团赚钱，就能自然创造就业职位、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然而，由于分配结构早已失衡，财富持续严重向上集中，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普罗大众所能分享的发展红利却越来越少，很多中产应付完日常开销就所剩无几，基层群众更是入不敷支、苦不堪言。当局尤其需要警惕，如果民生没有显著提升，发展就会失去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也只有敢于触碰资本利得税、富人累进税等涉及财富分配结构的改革，才能让人民真正受惠。

第五，在“资本利益”和“劳工保障”之间，如何重塑公平正义，避免社会转型代价全数转嫁前线劳工？以往香港迷信自由市场，向来呈现“资强劳弱”的资源倾斜和权力结构，而“有为政府”的存在，理应透过政策帮扶弱势一方，重新调整劳资天秤。相较以往，当局已经推出鼓励青年的就业补贴和薪酬补贴，但这本质上是动用公帑帮助企业承担部分劳动成本，而没有真正改善劳工的薪酬结构或工作保障。我们绝对认同，《“一五”规划》应该主动鼓励企业进行投资，正如当局所推出的“专属优惠政策包”，为重点引进企业提供地价减免、财政资助与税务红利，并动用公帑成立引导基金承担前期风险；与此同时，我们同样期望见到，当局可以更加积极保障劳工权益，把工业意外、标准工时、集体谈判权、最低生活工资、乃至AI时代的劳工分润机制等结构性议题提上改革日程，万万不能退回消极的“市场自决”姿态和“末端救济”思维。

第六，在“长官意志”和“官僚避险”之间，如何推动官僚的自我革命，避免无谓的政绩竞赛？行政长官大刀阔斧推进体制革新，方向正确且意义深远，并在《“一五”规划》制定22项“主要指标”，彰显达标决心；然而，细看“主要指标”的制定，整体而言沉稳有余，但推进力度相对拘谨，显见不少传统官僚的影子。当中只有5项“约束性指标”，其中4项竟是与环保相关，难免令人感觉避重就轻；至于4项民生指标的设定，也是非常保守，包括就业月入中位数由2.2万元至“与经济增长趋势同步”、人均公共医疗卫生经常性开支由1.8万元至“维持上升”等，仍待当局作出更实承诺。这种避险心态，固然有港府首次编制规划、缺乏预测模型和宏观调控习惯的不适应，但根源仍然在于公务员体系向来只习惯对拨地拨款等“输入端”负上行政责任，却不愿意对市民获得感与社会效益等“输出端”承担政治责任的防御心态和本位主义。

走过风雨的香港，既不需要堆砌的繁荣，更不需要廉价的恭维。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月初逝世后，不少人怀缅他在任七年曾经提出多项极具前瞻性的改革举措和规划蓝图，但由于回归初期的求稳气氛和官僚体系的适应迟缓，诸多构想始终未能彻底落地，后续更须付出沉重代价。今天的香港早已具备了绝佳的历史条件：中央给予了坚如磐石的改革支持、议会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政治内耗、社会形成了切实推动深层改革的强烈共识，而《“一五”规划》更有望彻底改变特区治理哲学。大胆面对“尴尬”，坦然承认“尴尬”，就是香港走出“尴尬”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对现届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最大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