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滇血色共振:当《731》的震撼照进两地未凉的伤痛

撰文: 许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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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香港上映了电影《731》,电影镜头中东北细菌战的残酷画面,像一把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不乏香港老人红著眼眶低声叹息,对他们来说,这种“用活人做实验”的噩梦,不是遥远的历史影像,而是刻在家族记忆里的刺骨疼痛:他们的父辈、祖辈,曾在香港沦陷后的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经历过一场同样黑暗的劫难。

1941年12月,日军铁蹄踏碎香港的平静,铜锣湾的霓虹熄灭,维多利亚港的海水映著战火。大批市民背著行囊逃离家园,沿著泥泞的道路逃往广州,最终被安置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彼时的收容所,棚屋低矮、污水横流,却成了难民眼中最后的“避难所”——直到穿白大褂的日军带著针管、药剂和装满跳蚤的铁盒出现。8604部队的士兵以“防疫”为幌子,将冰凉的针头扎进老人和孩子的手臂,没人知道那透明液体里藏著怎样的病菌;他们悄悄在煮粥的大锅里倒入不明粉末,在饮水井里投放带菌物品,看著难民们喝下后上吐下泻、浑身抽搐却无动于衷;更残忍的是,每到深夜,总有难民被强行拖进密闭的木屋,有的被用来喂养携带鼠疫的跳蚤,有的被当作“活体标本”观察病菌扩散,那些曾在香港街头叫卖鱼蛋、在工厂里缝制衣衫的普通人,最终变成了实验报告上“编号XX”的冰冷数据。

据史料记载,仅南石头收容所,就有超5万港粤民众死于这场无声的屠杀,占日军华南细菌战总遇难人数的一半——这5万人里,或许有曾在中环摆摊修鞋的阿伯,有在油麻地帮人洗衣的阿婆,有还没来得及上学的孩童,他们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阴冷的收容所,连名字都没能完整地留在世上。

这次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共同组织的“重走滇缅公路”主题采访活动过程中,介绍了另一段鲜为人知的发生在数千公里外的滇西的历史故事——另一支沾满鲜血的部队,也以同样的手段制造人间地狱。

1942年4月,以731部队骨干为核心的9420部队在新加坡成立,菌苗从日本本土直接运来,技术指导由731部队全程把控——这支戴著“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面具的恶魔部队,将滇西变成了他们的“实验场”。1942年5月,日军战机掠过保山的天空,数百枚陶瓷细菌弹轰然落地,炸开的黄色粉末像毒雾一样弥漫在稻田、集市和村庄上空;士兵们沿著滇缅公路一路投放带菌的衣物、食品,甚至直接往水井里扔沾染霍乱的布条。短短两个半月,滇西58个县相继爆发疫情,保山城内,每天都有担架擡著病人往城外的乱葬岗跑,有的家庭一天之内失去三四口人,哭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荡。最终,12万余人在痛苦中死去,仅保山一地就有6万人丧生——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香港铜锣湾总人口的两倍。

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监狱遗址与海港检疫所旧址。(新华社)

如今,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展柜里,还陈列著当年的罪证:农民从水田深处挖出的陶瓷细菌弹,弹体上的裂痕里仍能看到残留的黄色粉末;带有“南方防疫”字样的金属铭牌,冰冷的字体下藏著无数亡魂的哀嚎;标注“兽医行李第四号”的细菌培养箱,曾装著用来残害平民的致命菌苗。而纪念馆的一面墙上,220位细菌战受害者的信息被工整地记录著:姓名、年龄、籍贯、感染日期、死亡时间……其中38位是10岁以下的儿童,最小的仅数月大,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就被病菌夺走了生命;最大的74岁老人,本应安享晚年,却在日军的“实验”中痛苦离世。看著这些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南石头收容所里那些无名的孩子——他们同样没能长大,同样在恐惧中离开,同样是日军暴行下无辜的牺牲品。

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暴行,与南石头收容所里的罪恶如出一辙——无论是香港的难民,还是滇西的村民,在日军眼里,都只是“实验材料”,没有地域之分,没有身份之别,只有对生命最彻底的漠视。

可遗憾的是,9420部队的罪行,却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掩盖。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9420部队烧毁了几乎所有实验档案,纸张燃烧的火焰里,藏著无数受害者的冤屈;日本政府战后对相关档案刻意隐瞒、封锁,让关键证据永远消失在档案馆的深处;而美国为了获取细菌战的研究资料,对部份战犯选择“庇护”,让他们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9420部队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加之其本部在新加坡,分支遍及东南亚多国,对于中国内地和香港民众来说,地域的距离让这段历史更显遥远;相较于731部队有较多幸存者和遗址可考证,9420部队的罪行揭露和研究起步较晚,缺乏系统的宣传与教育,导致很多香港市民甚至不知道,在滇西曾发生过与南石头收容所相似的悲剧。

但历史不该被遗忘,伤痛更不该被淡化。对香港民众而言,了解南石头收容所的历史,是对祖辈苦难的告慰;而知道滇西9420部队的暴行,则是对“细菌战”罪恶本质的完整认知:日军的残忍从不是针对某一地区、某一群体,而是对所有平民的无差别践踏,无论是香港的难民,还是滇西的村民,他们的遭遇共同印证了一个真相:细菌战的本质,是反人类的罪行。

电影《731》的热映,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回望历史的机会。当香港的观众为东北细菌战的受害者落泪时,也需要记得,在遥远的滇西,曾有同样的悲剧发生;当谈论和平与正义时,也该想起那些还没被完全揭露的罪行,那些还没被彻底清算的罪恶。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尊严。

港滇两地的伤痛记忆是有所共鸣的——这种共鸣告诉我们:所有被践踏的生命都值得被铭记,所有反人类的暴行都必须被警惕。唯有正视历史、铭记苦难,才能让“用活人做实验”的悲剧永远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