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梁明德博士

国家“十五五”规划将于下月全国“两会”公布，订明至2030年以及更远景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向。本月初，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将会亲自领导跨部门专班草拟对接“十五五”的文件，香港将首次推出五年规划。一些人质疑在香港推出五年规划的必要，更说称赞香港为“最自由经济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将在九泉之下不得安息云云；亦有社论劝告政府即便进行规划也要“适可而止”。

引导式规划不是指令式计划

多年来，香港实行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其本质是一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区别是：政府愿意提供房屋、医疗、公路、铁路等“社会分摊资本”，但不愿指导个别产业。事实上，政府进行规划在香港史上“司空见惯”，毕竟港府有义务建立这些市场难以独力承担的必要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基础建设，以降低自由经济下的一般生产成本。

然而，资本主义并不是只有“自由放任”一种，例如西德就实行过“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强力平衡劳资关系；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多国，实际上也是实行一种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再者，特区政府从来没有表示，香港打算推行苏联斯大林式或新中国早期形式的“计划经济”。笔者认为，要在香港推动五年规划，需要一场思想革命：不但各种“计划思维”应该触及为政者、“计划机关”要健全，而且“参与规划”、“拥护规划”的“主人翁思维”，也应该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各分野的思维当中。

“市场”和“计划”并不对立

笔者研究欧美及东亚计划经济思想史多年，在香港向人介绍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常遇到一个难题：居然有不少人没听过“计划经济”这个名词，容易越描越黑；即便是向内地人介绍，也曾有人误以为它是“改革开放”前的军事化指令经济。然而在二战以后，法国、日本、南韩、台湾地区等都曾在资本主义大市场框架下实行过计划经济，不但由国家提供基建，并引导资本投向特定产业，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信心成功通过几乎最低浪费和最佳效率的安排，达致经济更高速而平衡的发展，短时间内让许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市场与计划并不对立。即使是1940年代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也提出过“计划自由经济”作为战后重建的方针。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中有句名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计划体制改革，就是放弃军事化指令式计划（Command Planning）和统制经济（Controlled Economy），而以法、日、韩等国的引导性指标式规划（Indicative Planning）为蓝本。香港要对接的“十五五”规划，就是指标式规划的好例子，绝不是斯大林毛泽东模式。

计划经济本意维护经济主权

在此，我们很有必要简略回顾国际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史。如上所述，计划经济并不一定是极左路线，反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型态。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就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离开自由松散、短视短炒的阶段，朝“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sed Capitalism）进发。作为后者思想基础的“计划主义”（Planism）或“计划理性”（Plan Rationality）早在十八世纪末前已经形成。这里牵涉到几个里程碑。

美国立国之父之一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出要提高关税并扶助“幼稚产业”，以抵抗英国倾销货物。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贵族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提出，反对不事生产的贵族垄断政治，认为国家应该由产业阶级所领导，并且以基建连接全世界。圣西门死后，其左派弟子提出了最初的计划经济主张，以科学方式统计消费和制订生产指标，而右派弟子则提出一种新型的工业银行，为铁路等回报周期长的项目提供长期信贷。前者成为了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模型，后者是二战后日韩等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主要控制手段。

至1830年代，曾旅居美国并接触到汉密尔顿主义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建立德国关税同盟和大力建设铁路。在1879年，历经多年经济萧条后，“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得到德国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采用，由容克贵族所领导的国家，对垄断产业如铁路进行国有化，并提供基本福利如疾病保险和退休保险等，作为争取反建制的社会民主党选票的手段。这套“国家社会主义”在1890年代以后引入日本和中国，促成1906年日本铁道国有化。而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有过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明确表示。

斯大林模式造成刻板印象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军工巨头、犹太人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出任军需局长，提出将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一种“统制经济”，以柏林军需局为大脑，连接如蛛网般的资讯和物流网络收集数据，在总部用打孔式电动计算机进行运算，以求使德国军队能够长期维持作战能力，社会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具体描述社会主义实现以后的经济模型，希望推动共产革命的列宁深入观察拉特瑙的统制经济系统，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认为只要工人一起来推翻贵族和资本家，可将它改变成社会主义经济。

1917年俄国革命后，最早提出经济计划和建立计划机关的，是一批温和派“孟什维克”经济学家。但极左领袖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及其主要盟友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Yevgeni Preobrazhensky）主张为了国防和建设需要，必须尽快通过计划经济建立重工业体系，不惜搾取农业、牺牲农民。当时斯大林出于权力斗争需要，表面上反对托洛斯基的冒进主张，上台后又沿用牺牲农民和斗争富农的策略，引起1930年代的大饥荒及多次整肃这套政策的反对者，这往往是大家对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

苏联后续打败纳粹德军，占领半个欧洲，以致中国、印度等亚非拉多国极力尝试模仿苏联的模式。1950年代中期，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倡过“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方针，但不久毛泽东焦虑国际形势对华不利，而逆转为“大跃进”，引起严重后果。但若无毛时代“两弹一星”和三线建设，难以想像中国今日国防局势和西南各省经济能如何发展。

以顶层设计凝聚最大共识

计划经济有其弊端，例如一些军事式指令容易让计划滑向只顾重工业而牺牲民众的路线。然回顾历史，计划被扭曲大多因军事需要，或者因国内外斗争所致，在和平时期是可以避免的。计划经济的元祖——“国家社会主义”在当代尚有余影：各国至今都尝试通过增加关税壁垒、健全国家对经济统营能力、扶植新生脆弱产业达到经济民生发展目的；同理，计划经济在1929年起大萧条前后非常流行，二战后依然是新独立、半独立国家保护自己免于被倾销或被剥削的手段。“十五五”规划和“中国制造”这些“计划理性”的策略也有其余影，但早已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

各国采纳国家社会主义普遍是为了在建制内部促成一种社会改革的共识，以争取本来长期与建制对立的力量。这满足香港当下的需要：有不少市民关注香港财赤、判断有经济下行的迹象，政府亟需提出令人信服的方针，团结产、学、研、媒，让市民相信香港正在发展的产业与民生利益一致。提出经济计划，是为了进行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在制定计划前咨询请教于各行各业专家以及一般市民的意见，将有裨于明确社会最大公约数。即便AI年代变化迅速，五年规划期间也可以作检讨、增订，而且AI和大数据的处理能力，正好可以强化计划制定的严谨度和科学性，而这是二十世纪初计划官僚梦寐以求的工具。我们实不应将香港的“十五五”污名化。

作者梁明德是“思哲研究所”特约撰稿人。作者鸣谢“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的建议与增订工作。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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