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长期以来，香港劳工政策在公共舆论中的热度，往往低于房屋、教育、医疗或社会福利等议题，主要原因是本港失业率与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相比，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然而，数据的平稳不应成为安于现状的理由。日前，微软人工智能（AI）部门行政总裁发出一则公开预警，直言AI极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取代现时大量白领工作。

回望第一次工业革命晚期，伦敦街头曾遍布数以万计的马车伕，他们拥有精湛的驾驭技术与道路知识。然而，随着内燃机技术成熟与汽车普及，这些曾经不可或缺的技能，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当年的马车伕并非不努力，而是被时代的技术巨轮淘汰。如今，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如当年的汽车驶入伦敦街头——只不过，这次可能被取代的对象，由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办公室内的知识型专才。

微软高层的预警，对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或许尚属遥不可及的隐忧，但对倚重金融、法律及会计等高端专业服务的香港来说，却是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战。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JIJIS）数据显示，2025年本港大学毕业生职位空缺较四年前断崖式暴跌55%，揭示香港正深陷“学历与技能错配”的结构性危机。尽管香港这弹丸之地，竟可坐拥五间世界百强大学，每年源源不绝输出传统学术精英；然而，市场上的相关职位正被人工智能及自动化技术迅速吞噬。这种供求之间的错配，不仅可能导致青年失业率的结构性上升，更危险的是造成了大量高学历人才被迫“向下流动”，从而形成“高才低就”的情况。对于一个缺乏天然资源、唯有依赖人力资本增值的知识型经济体来说，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特区政府一直强调“抢人才”，这无疑是正确的战略方向。但在“抢”外来人才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如何“保住”本地人才的竞争力。因此，香港的职业培训战场，不应再局限于基层劳动力的再就业，而是必须升级为协助受过高等教育及专业人士进行“技能重塑”，使他们能够驾驭新技术以配合时代所需，这需要一场从概念到执行机制的彻底变革。

不得不承认，尽管特区政府多年投入了大量资源在现行的职业培训体系，但在设计逻辑上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并非单一部门的责任，而是历史发展形成的制度惯性。目前的培训体系主要由教育局、社会福利署、劳工处、雇员再培训局及职业训练局等机构分担。回顾过去，这些机构在协助基层劳工转型、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然而，其政策重心长期偏向基层及低技术工种，例如建筑、保安、护理、家务助理等“保就业”性质的课程占据了大量资源。这种设计在应对周期性经济衰退时或许有效，但在面对如今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升级时，却显得捉襟见肘。

对于拥有高等学历的年轻人或中层专业人士而言，现有的职业培训课程往往显得有如“鸡肋”。他们需要的不是基础的职业技能证书，而是能够与新兴产业，如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生物科技数据分析等，无缝对接的“高阶实战能力”。遗憾的是，现行体系难以提供具备足够“含金量”的转型路径。

此外，现行体系最为人诟病的是“政出多门”与“供需脱节”。各个部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与数据互通，导致培训资源“碎片化”。课程设计往往由培训机构主导，而非由市场最前线的需求驱动。这种缺乏前瞻性与针对性的模式，不仅无法解决高学历人士的焦虑，反而加剧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低端化”的刻板印象，使得许多专业人士对特区政府资助的培训计划望而却步。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特区政府需要展现出更大的魄力与智慧。要破解这困局，必须将改革的核心锁定在“产教融合”与“企业主导”之上，彻底摒弃“政府买单、机构培训、学员求职”的旧有路径，建立一套与企业深度绑定的高阶学徒制或在职培训机制。

特区政府应当意识到，最先进的技术与最真实的技能需求，永远掌握在市场最前线的企业手中，而非大学校园或政府部门之内。因此，未来的培训不应再是学员在课室里听讲，而应该是直接进入企业的真实项目中“边做边学”。具体而言，特区政府应考虑设立专项的“高阶人才转型基金”。这笔基金不应直接拨款给传统培训机构，而是针对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八大中心”建设的重点领域，资助相关企业设立内部的“企业学院”或“技能孵化中心”。运作模式可以由企业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制定培训标准与课程内容。特区政府则扮演“促进者”与“风险分担者”的角色，按企业实际聘用并成功转型的员工人数，提供薪金补贴或税务减免。

举例来说，一家传统银行若急需转型发展虚拟资产业务，它未必能直接在市场上找到足够的现成人才。在建议的新机制下，银行可以先招聘具备法律、会计或传统金融背景的专才，并通过内部的实战培训，将其转化为合规科技专家。特区政府在此过程中承担部分培训成本。这种“先聘用、后培训”或“带薪培训”的模式，能够确保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百分之百吻合，同时解决高学历人士在转型期间的收入顾虑与身份认同问题，真正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这实际上是将企业的发展需求与人才的转型需求进行完美的利益绑定。

香港职业培训体系的改革已刻不容缓，这不仅是为了缓解人工智能重塑全球分工带来的阵痛，更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为本港保留并激活最宝贵的高端人力资产。为了落实这宏大愿景，特区政府必须展现出打破部门利益藩篱的政治魄力，可考虑成立高层次的统筹机构，如“人力发展局”，统筹目前分散在教育局、社会福利署、劳工处及各类法定机构的资源。该机构应被赋予法定的权力，去推动跨部门、跨行业的协作，并建立全港性的人才技能数据库及未来发展计划。

在这个全新的职业培训生态系统中，企业不再是袖手旁观的用人单位，而是技能标准的制定者与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大学与培训机构不再是闭门造车的学术孤岛，而是企业创新的合作伙伴；高学历人才不再是转型浪潮中的受害者，而是通过终身学习不断增值的资产。

千宝贵，万宝贵，人才最宝贵。正如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多次强调，香港要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不仅需要硬基建的投入，更需要软实力的升级。只有当特区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在思维与行动上彻底同步，共同构建一个具备高度适应性与韧性的现代化劳动力市场，香港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续写东方之珠的繁荣传奇。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