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随着复活节长假期的临近，本港社会迎来了一股前所未见的北上旅游与探亲热潮。在这波庞大的出行需求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车票出现一票难求的罕见盛况。根据最新的票务数据，不仅前往深圳与广州等大湾区核心枢纽的短途车票被瞬间抢购一空，远至湖北武汉与湖南长沙甚至华东地区的长途高铁车票亦全面售罄。这种热烈的出行需求甚至引发了旅游市场的连锁反应，部分本地旅行社筹办的内地豪华旅行团竟因无法预订足够的高铁车票而面临延期出发的窘境。

抢票热潮下回望反高铁拨款

当前中东地区持续蔓延的战火令前往该区域的旅游风险急剧攀升，更引发了全球航空燃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与飞航安全的广泛担忧。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国际大环境下，前往中东乃至欧洲的长途航空旅行已不再是安稳的度假选项，相较之下，安全便捷的高铁自然成为香港市民度假消闲的首选。

在今日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且客量屡创新高之际，若将历史拨回至2009年至2010年间，当时社会对于这项重大跨境基建的态度与论述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光景。回顾那段历史，本港社会围绕高铁拨款与兴建计划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公共政策辩论。当时的反对论述主要涵盖经济效益、社区保育以及法律管治三个核心层次。

基建主导发展模式证实成功

首先，在经济效益与城市规划层面，社会上曾对基建主导的发展模式提出深层次质疑。部分学者与民间智库担忧高铁造价高昂，恐沦为耗费公帑的基建项目。他们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出发，质疑西九龙总站方案的必要性，并提出将总站设于新界锦上路的替代方案，认为此举既能大幅降低建造成本，又能减轻市区的交通负荷。这种基于公共财政审慎原则的讨论，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少社会共鸣。

然而，经过特区政府与专家的充分论证后，该替代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其主要原因在于，锦上路方案无法实现高铁直达市区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若将总站设于新界，乘客抵港后仍需耗费额外时间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市区，这无疑会大幅削弱高铁便捷通达的核心优势。相对而言，坚持采纳西九龙方案，不仅能让高铁直达香港的商业核心地带，更能彻底发挥其促进跨境商贸与人员流动的战略价值。

激进分子挑战法治埋下伏线

其次，在社区网络与生态保育层面，高铁工程一度引发了社会对“城乡共生”理念的探讨。当年为配合兴建高铁车厂及紧急救援站，特区政府依法征收石岗菜园村土地，此举触发了大规模的护村运动。当时部分年轻一代出于对保留本土农业与社区网络完整性的诉求，初期尚能以“苦行”等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意见，试图唤起大众关注。

然而，随着事件不断政治化，运动最终走向激进与失序。在立法会进行拨款表决的关键时刻，约1,700名示威者采取了极端且暴力的行径，重重包围立法会大楼，强烈要求与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对话。部分激进分子更悍然试图冲击并闯入议会重地，公然挑战法治底线。这场严重冲突最终导致五名警务人员受伤，警方为维持公共秩序与保障大楼安全，不得不果断动员约1,200名警力，并多次施放胡椒喷雾以驱散冲击人群。

“一地两检”成为成功范例

最后在宪制与法律管治层面，随着高铁工程进入尾声，关于“一地两检”通关安排的探讨将争议推向了另一个高峰。由于高铁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便捷的通关程序，在西九龙站实施内地与香港的联合查验实属必然选择。然而，这在当时引发了本地法律界及部分市民对于司法管辖权的担忧。反对声音忧虑容许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境内的特定区域执行内地法律，可能会对香港的法治根基造成冲击。这种基于对制度差异的焦虑，使得高铁项目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色彩，导致工程进度在无谓的争议与抗争中严重受阻。

幸而，“一地两检”的争议最终透过严谨的宪制程序得以圆满解决。特区政府与内地签署《合作安排》并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清晰界定了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的司法管辖权划分，从法理上彻底解决了社会对管辖权重叠的担忧。这项制度创新不仅确保了高铁能够发挥最大的通关效益，更为日后香港与内地推进重大跨境基建项目，提供了坚实且合宪合法的成功范例。

历史为高铁价值给出公正裁决

时至今日，客观的数据与无可辩驳的现实已经为高铁的价值给出了最为公正的历史裁决。单单在过去一年，高铁香港段的乘客量已经强势突破3,000万人次大关，各项营运收入稳步增长，其实际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已远超当初的保守估计。更为重要的是，高铁香港段那短短26公里的轨道成功将香港无缝接入了国家总长度超过40,000公里的宏大铁路网，覆盖了全国数十个核心城市。这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人员的商贸往来与学术交流，更为香港市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与就业空间。

面对今日全城疯抢高铁票以及市民踊跃北上发展的热潮，历史证明将重大民生与经济基建项目过度政治化，仅凭意识形态的差异去否定区域融合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只会局限香港自身的长远视野与竞争力。高铁的成功标志着香港真正迎来了属于它的高铁新时代，这不仅是交通方式的升级，更是香港社会在经历撕裂后逐渐走向务实发展并重新寻找自身定位的重要转折。

当前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特区政府已将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确立为驱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不仅是解决香港长期土地房屋短缺的关键钥匙，更是推动本地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重镇。面对如此庞大且深远的发展蓝图，本港社会绝不能让当年高铁争议中非理性的内耗历史重演，各界应当摒弃零和博弈的政治思维，以宏大且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都会区的规划与落实。

以更自信开放姿态推进北都

回顾高铁“一地两检”的成功经验，其最大的政策启示在于为跨境法律衔接提供了合宪合法的实践范例，这对未来推进都会区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随着都会区与深圳在创科产业、资源共享及人员流动上的深度融合，特区政府大可汲取高铁项目的经验，在《基本法》框架下积极探索制度创新，例如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及前海等已有合作基础的特定区域内，推行更灵活的法规衔接与联合管理机制。这不仅能有效打破两地在管辖权与行政边界上的壁垒，更能为各项跨境协作提供坚实的法理保障。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在推进过程中固然需要进行周密的环境评估与深度的公众参与，但决不能被少数极端声音所裹挟而停滞不前。社会大众必须认识到，真正的“城乡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并非拒绝现代化或固步自封，而是在高质量与科学化的规划下，实现经济繁荣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是任何现代国际都会维持生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高铁西九龙站今日的熙来攘往不仅仅是旅游消费复苏的表象，它揭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即香港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早已紧密相连且休戚与共。面对未来，香港应当以更加自信与开放的姿态全面推进北部都会区等重大战略部署。这不仅需要管治团队展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与高超的行政魄力，更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以理性的法治精神和务实的发展考量共同捍卫香港的长远福祉。唯有如此，香港方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稳立潮头，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壮阔征程中持续谱写出繁荣稳定的不朽篇章。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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