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见智｜潘学智专栏

联合国在每年7月订立“世界青年技能日”，旨在反思全球劳动格局急剧重组下，青年世代所面临的就业困局。这份时代拷问，恰好折射于大学演讲的内地公职考试培训龙头“粉笔教育”前执行长张小龙。他指责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活该”，舆论风暴直接导致他于今月辞任。社会主流声音往往习惯将“尼特族”或高企的青年失业率简化为世代责任，动辄责怪年轻一代未够努力或选择“躺平”。然而，若深入当前求职市场的真实场景，便会发现问题核心并非心态消极，而是职场结构在AI普及下产生的深层转型。

笔者近期亲自参与机构的招聘工作，对这场寒冬有着切肤的体会。当邮箱被大量具备实战经验、因市场结构调整而流出的资深履历塞满时，机构基于营运效益考量，亳无空间放低门槛，去接纳缺乏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在极度直接的履历对比下，刚跨出校园的青年处于绝对劣势，看着大批满怀热诚的求职者屡屡碰壁，实在令人痛心。这种困境的本质，是以往吸纳大量新人的写字楼文员、初级程式员与市场推广助理，早就悄悄被自动化程式接管。

技术巨浪削平初阶梯级

对香港这个知识型经济体而言，初级职位收缩冲击尤为剧烈。本港职位分布长期呈现初级与高级职位占比高、中层偏低哑铃型形态。当技术巨浪瞬间削平哑铃底部，初阶经验累积途径被切断，年轻人失去在实务中吸收隐性知识与成长平台，整个社会向上流动梯级随之瓦解。过去三年的就业数据清晰揭示了这股转型趋势，适合大学毕业生应征的全职空缺由以往约8万个锐减至3.1万个，跌幅超过六成。

世界经济论坛精准描绘了这场演变的全球轮廓。报告指出，东亚地区高达75%的青年劳力正面临中高度的AI职务重构风险，受影响比例高居全球各地区之首。更值得警惕的是，哈佛大学追踪研究进一步证实，在引入生成式技术的企业中，初阶岗位的每季招聘量骤减了八成。当第一级梯级不复存在，社会便会衍生大量具备学历却无法进入产业链的剩余劳动力，整代人的人力资本面临集体贬值风险。

官僚机制脱节亟需实战

面对技术对劳动市场的剧烈重塑，特区政府现行的政策回应机制依然显得滞后且被动。劳福局局长孙玉菡早前透露，当局正就AI对本港劳工市场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相关结果预计于今年第四季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中公布；相关技能课程亦拟优先纳入指定专业资助计划，并安排由2027/28学年起实施。局方积极正视问题的方向固然值得肯定，惟若单靠数年后才落地的资助课程，大批应届毕业生恐在长达两至三年的政策空窗期内被市场淘汰。

要跨过课堂与职场鸿沟，本地教育界并非没有探索经验。笔者评审“数字及人文教育协会”的教案大赛时，留意到有前线教师巧妙运用生成式技术带领学生模拟国际贸易谈判，将死板的课本知识转化为灵活的职场实践。香港中文大学推行的“在学．在职计划”，亦已协助逾千名学生在学期间开展职涯摸索。然而，若仅依赖个别院校或团体自主探索，缺乏跨部门政策协同与资金诱因，覆盖面始终难以满足全港青年的转型刚需。

鼓励企业学院重构阶梯

要从根源上破解青年就业难题，需要借鉴外部成熟经验并结合企业角色。笔者早前在成都交流，参观大学内与科技巨头共建的企业实验室，亲身了解到内地体制如何主动将产业实务场景直接引入高等教育，这种思路与新加坡近年大力推动的“技能创前程”计划不谋而合。海外亦有制度可循，英国早已推行“学徒训练征费”制度，透过税务杠杆引导大型企业建立专属培训基金，激励市场广泛设立带薪学徒与实习岗位；澳大利亚近年亦重塑高等教育与职业训练双轨机制，将产业最新需求直接嵌入课程评估。

单靠政府提供短期培训津贴或资历课程资助，难以解决本港劳动市场“新人进不去、旧人忙不过来”的结构性失衡。现行政策偏重个人进修，却未能有效鼓励企业承担培育初级人才的责任。在经济转型及成本压力下，企业缩减初阶职位属商业考量，若仅依靠道德呼吁或行政指引，未免太过理想化。因此，政府应透过具体财政及政策诱因，为容错风险埋单，推动企业由用人者转变为育才者，将人才培育纳入长远发展策略，建立更具持续性的青年就业及晋升机制。

回避改革将付沉重代价

当局可调整人力资源政策方向，把部分资助重心由传统培训机构转向具完善培训体系的企业学院。目前本港已建立成熟的资历认证和企业培训基础，政府可进一步支援港铁学院、中电学院等平台开办切合市场需求的跨领域课程，并提供税务优惠及专项资助，鼓励大型企业重设具学徒性质的实习及初阶职位。让青年在真实职场中探索自身的多元可能，不仅有助纾缓人才错配问题，更能维持社会流动阶梯，增强整体竞争力。

青年失业与“尼特族”问题并非个人能力不足，而是劳动市场结构重组所发出的严厉警号。若政府继续以传统救济思维应对，或将责任归咎于青年个人选择，不但无助解决问题，更可能加剧社会创新停滞与阶层固化。过去香港经济发展有赖清晰的就业与晋升阶梯，但在数码化、自动化及人工智能快速普及下，许多传统入职途径正被重塑，青年由学校过渡至职场的道路变得愈发狭窄。

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职场变革，特区政府必须摆脱被动应对思维，以更具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推动教育、培训与产业需求深度衔接。将联合国提倡青年技能赋权理念转化为可落地本地政策，将“尼特族”转化为适应新时代“技能族”，才是负责任政府应有担当。国家“十五五”规划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及其他前沿科技攻关，香港若要回应国家所需，更应及早培育相应人才，建立与未来产业接轨的人才梯队。技术革命不会等待任何人，重建青年向上流动阶梯，既是提升香港竞争力的关键，更是当前管治团队不可回避的时代考卷。

作者潘学智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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