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自美伊战争开战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AI改图式政治表演从未停止，一时扮成教宗，一时化身耶稣基督，以宗教形象代表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到了8月24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制裁，美伊冲突的性质便不再只是“军事打击”与“拦截作战”，而是正式转向以金融、贸易、能源与技术封锁为核心的“毁灭性经济战”。

挪用“帕斯卡赌注”包装制裁
神学修辞难掩军事失利的焦虑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更以浓厚的宗教语言宣示，这是要让伊朗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被彻底抛弃的国家”（Global Pariah），还搬出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Pensées）中提出的“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作为论证框架。按照帕斯卡的推论，在无法确定上帝是否存在的情况下，相信上帝的潜在收益是无限的，而不信的风险是无限损失，因此理性的人应选择信仰上帝。贝森特挪用这套神学逻辑，企图暗示不信从美国者将承受无限损失。

这种把经济制裁提升到神学层次的修辞，表面上是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实际上却暴露了美国在军事手段失效后的深层焦虑。关键是，从“史诗狂怒”（Operation Epic Fury）转向“毁灭性经济战”，究竟有没有用? 不能只看特朗普的意志，而要从伊朗的承受力、周边国家的现实利益、美国自身的制裁历史，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出发，逐一检验。

美国这次制裁被称为史上最具摧毁性，关键不在于提出新的《国际法》依据，而在于将“二级制裁”的适用范围扩张至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与航运五大领域。这等于向全球宣告，任何企业、金融机构或国家，只要被美国认定与伊朗存在上述五类往来，就可能被切断美元清算管道，甚至被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这种做法的法律基础向来不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是美国国内法的域外管辖。换言之，美国是把“本国法律”当成“国际规则”执行，把美元基础设施当成“武器”使用。

二级制裁难断欧亚贸易网络
周边邻国拒随华府自断生路

从表面看，这确实能对伊朗造成极大压力，伊朗央行行长已证实石油出口降到零，里亚尔汇率跌至历史最低，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达70%，牛肉价格一年飙涨150%，经济萎缩达5.4%。然而，制裁的有效性从来不只取决于被制裁方的痛苦指数，更要看制裁方能否迫使对方在政治上让步。如果痛苦无法转化为政治屈服，制裁便只是对平民的集体惩罚。

美国制裁要发挥最大效果，必须有区域内国家的配合，至少要让伊朗的陆路贸易、能源出口与金融往来全面断绝。但现实是，土耳其与伊朗有将近600公里边界，每年双边贸易额最高可达60亿美元，伊朗天然气占土耳其天然气进口的13%，土耳其至今没有加入美国制裁体系的迹象。巴基斯坦与伊朗的非官方贸易估算约在40亿美元，且巴基斯坦长期扮演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斡旋角色，不可能自断沟通管道。伊拉克情况更为复杂，每年要向伊朗支付约50亿美元购买天然气以维持发电，若贸然停止与伊朗贸易，伊拉克自己将先陷入大规模停电与人道危机。至于俄罗斯，本身已受美国制裁，二级制裁几乎没有任何阻吓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新制裁后，阿曼外交大臣仍然访问伊朗，而且至今没有一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的制裁行动。阿联酋的《海湾报》（Al Khaleej）甚至在“社论”中直言，美国的极限制裁与伊朗的拒绝屈服，正把整个地区拖入后果无法估量的漩涡。这说明一个关键问题——美国这次经济战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联盟，连最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海湾国家都不愿意公开站队。

成功率仅5%打破“制裁万能论”
古巴与伊拉克反成“人道灾难”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曾系统研究自1914年至1990年间的115宗经济制裁案例，样本不只限于美国单方面实施的制裁，也包括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主导的制裁行动。他的核心结论是，经济制裁在迫使目标国于重大安全或政治议题上让步的成功率极低，只有5%。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打破了“制裁万能论”的迷思。制裁当然能制造痛苦，但痛苦不一定能转化为政治屈服，尤其当被制裁国家把政权生存与民族尊严绑在一起时，外部压力往往反而强化内部团结——古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美国对古巴的制裁超过一个甲子（64年），现时古巴人民月收入只有20美元，每人每月只能靠配给换到半公斤肉，甚至连电力供应都无法保证——尽管如此衰败，但美国想要达成的政权更迭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伊拉克案例更为惨痛，美国在1990年代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禁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短短数年内有50万名五岁以下伊拉克儿童因药物与食物禁运而死亡。1996年5月12日，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六十分钟时事杂志》（60 Minutes）访问时被问到这个代价是否值得，她的回答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I think this is a very hard choice, but we think the price is worth it.）——这段回答至今仍在联合国的官方档案，被许多国际法学者视为“人道灾难”（Humanitarian Catastrophe）的证据。无论古巴还是伊拉克，这些历史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经济制裁最确定的效果不是改变敌对政权的行为，而是让平民百姓承受不成比例的苦难。

然而，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一轮制裁时，往往把焦点放在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关系上，仿佛只要中国配合，美国的制裁就能奏效。这种叙事忽略了伊朗周边国家根本无法配合的现实。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俄罗斯乃至海湾国家，各有各的能源需求、地理限制与安全考量，单靠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往来并不足以支撑伊朗经济；而真正让伊朗有喘息空间的，是整个欧亚大陆内部复杂的贸易网络与能源互赖关系。可以说，美国想用二级制裁斩断这些关系，无异于与地缘经济规律对抗。更关键的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向来清晰，就是反对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这种立场不是因为中国与伊朗有特殊关系，而是因为单边制裁本质上就是对国际法体系与多边秩序的破坏。

经济战三大条件皆不成立
只加速消耗美式道德权威

当美国得以随心所欲地判定哪个国家应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成为被彻底弃绝的对象、哪个金融机构要被切断美元管道——这样的世界就没有真正的规则可言，只剩下霸权的意志。

因此，美国从军事战转向经济战，表面上是策略调整，实际上是承认军事手段失败后的被动选择。但经济战要成功，需要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第一，被制裁方因无法承受经济压力而改变政策；第二，制裁执行者能形成广泛的国际联盟；第三，制裁不会反噬执行者自身的经济与金融霸权。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三个条件在伊朗问题上都不成立。

伊朗已经把抗制裁内化为政权生存的叙事，周边国家没有意愿配合美国的单边行动，而美国自身的财政负担与美元信用也在这过程中不断流失。贝森特搬出“帕斯卡赌注”，试图用神学语言掩盖现实困境，但帕斯卡赌注的核心是面对不确定性时做出最理性的选择，而美国现在的选择恰恰是最不理性的。用“神圣审判”包装“经济制裁”，只会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那个曾经以规则秩序自居的霸权，如今只能依赖恐惧与胁迫来维持影响力。美伊冲突进入半年，军事战没有赢，经济战也很难赢；而真正被消耗的，不只是伊朗的石油收入，更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剩无几的“道德权威”与“战略信用”。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