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杨志刚专栏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董建华，是傲立历史大浪的中流砥柱。论香港历任特首，最不忘历史的是他，历史最不会遗忘的，也是他。他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生于国耻之日，长于动荡之年，成于回归之局，归于复兴之世。董先生担起了历史的沈重，这让他成为英美势力“最看不顺眼”的特首；他开拓了“一国两制”的历史大局，笑迎着大时代的来临。

不做代理人
英美不顺眼

英国于香港回归前，便早已精心布局。英国人心目中第一任特首的理想人选，不是董建华，是陈方安生。这位英治时期获大力栽培的女高官，被末代港督彭定康提拔至公务员体系的顶峰，并调动西方舆论和反对派吹捧她为“香港良心”，为她问鼎特首铺路。她熟悉英式管治，拥抱英式价值，维护英国利益。她外访时公开谈及钓鱼岛，用的是日本名称“Senkaku Islands”，而非“钓鱼岛”。在英国人眼中，她是“会合作、信得过”的最佳特首人选。为了问鼎特首，她忽然爱国，并演出“回乡祭祖”。

但历史没有按照英国人的剧本走。董建华当选首任特首，陈方安生退居第二，出任政务司司长，是实际的英治“代理人”。她维护英治时期“政务司司长是公务员之首”的做法，全体公务员听命于她。董建华要推行的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开创性实践，而陈方安生欲推行的，是维护英治时代的旧有利益。这是根本性的矛盾。她被指于政务司任内“不断拖董先生后腿”，成为董先生施政的最大绊脚石。2001年，陈方安生以“个人原因”辞职。英国人失去了他们在香港的最高代理人。

打破旧势力
触碰最底线

董建华有强烈的历史感。他出任特首后不久，便将115名于抗日战争时牺牲的东江纵队香港英烈名册，隆重移放于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的纪念龛内。在港英治下的一个半世纪里，他们的名字被拒于这座官方纪念园外。但董先生不许历史遗忘英烈。其后，董建华将香港特区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授予1967年“反英抗暴”英雄杨光。在英治时代，杨光是“政治囚徒”；回归后，他是“勋贤”。董先生的历史感让他知道：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英雄，一座城市不能割断自己的记忆。

董建华另一个让英美“看不顺眼”的原因，是他触碰了最敏感的底线：国家安全。2002年至2003年，董建华试图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保卫国家安全。但英美的反应强烈，并调动舆论和反中势力，全力捣乱。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会见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时，明确表示“支持特区政府撤回国安条例草案”。最终，第23条立法被迫搁置。

维护国家利益
坚毅一往无前

顺带一提：另一位让英美“看不顺眼”的特首，是梁振英。他任内试图推行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教育政策。然而，外部势力策动“反国教”运动，宣誓浩大，席卷香港，国民教育被迫搁置。2013年，斯诺登事件爆发，梁振英拒绝屈服于美国的引导威逼，公开对美国说“不”。2014年，占中爆发，是外部势力联同内部反对派对梁振英开的极限施压。从反23条立法、反国教、到占中，美英外部势力针对的，始终是董建华和梁振英本人。因为他们触碰了西方势力最不愿被触碰的东西：国家安全和人民对国家民族认同。

相比之下，曾荫权和林郑月娥，在英美眼中则“顺眼”得多。曾荫权时代，他频繁访问英美，在英美眼中，他“理性、务实、可沟通”。他没有触碰《基本法》第23条，也没有推行国民教育，只求“做好这份工”，于是施政顺利，直至他因个人行为失德被告上法庭。林郑月娥时代，英美全力围堵中国已是明牌。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本质上是外部势力以“乱港”来打压中国的“颜色革命”，并企图通过控制区议会、立法会和选委会，全面夺取香港管治权。外部势力针对整个香港特区，背后目的是打断中国的发展。林郑月娥作为特首，当然饱受压力，但她本人并非真正目标。

生于国耻日
笑迎大时代

董建华生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董建华多次提及：父亲常常提醒他：你是“国耻日”出生的，要“勿忘国耻”。董建华出生时，就有了爱国的基因。对他来说，爱国无需任何理由。对不爱国的人来说，给她解释千百条爱国的理由，也永不足够。父亲在董建华两岁时的照片写下：“笑迎着大时代来临”。董建华国耻日出生后刚好一个甲子，于1997年成为首任香港特首。

旧经济时代，“船王”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力和洞察力，是各行业之冠，船王所到之处，国王总统和总理都以礼相待。同样地，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超前实现全球化的行业，是航运业。董建华先生在船王董浩云的教导下成长，并亲身经营国际航运业。他看香港，是世界地图中的香港；他发展香港，是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香港发展。他是最具全球视野、最具超前目光的特首。

啃最硬骨头
步步皆辛苦

董先生作为特首的决策，往往是走在时代之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时代开拓者，总是荆棘满途。加上陈方安生之流对他的拖后腿，这注定他作为作为特首时由决策落实，到政策落地，步步皆辛苦。但他却依然以敦厚的笑容，从容面对；然后以蛮牛一样的倔强，奋斗到底。

敦厚宽容，和坚毅倔强，这两项并不交融的高贵品质，在董先生身上却成为完美的结合。第一任特首面对的，绝非歌舞升平的香港，而是香港史上内忧外患叠加长期顽疾和突发危机集中爆发的最严峻局面。内忧有多年累积的土地和房屋供求严重失衡、长期泡沫化导致的资产泡沫爆破、产业空心化、经济下行，社会撕裂、内耗严重、民怨加剧；这都是长期积累而成的顽疾，解决方案定必是长周期的。外患方面，外部势力不但预判、并且是悉心布局的资本外流、金融海啸、舆论抹黑、人才撤离、议会冲击，再叠加非典疫情的突发危机。

继承历史礼物
点亮香港未来

在香港内外交困、远虑近忧集中爆发的历史最恶劣时期，董先生以敦厚宽容和坚毅倔强，为香港提供了稳定。他当年提出的治港方略，包括“八万五”、科技创新、普及高等教育、人口政策、CEPA、自由行、数码港、中药港等，因为超前，故此这些政策一直不断伸延至今天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长远规划。这是历久常新的治港智慧。

一个伟大的领袖，送给人民最后的礼物，不是他点亮了前方的道路，而是被他点亮的人，已经无需领导而能够自己发光，点亮前路，继续使命。这正是董建华先生留给港人的礼物。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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