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周日（8月9日），天文台总部录得最高气温36.9℃，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上水高达39.8℃，是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最高温纪录。然而，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只是黄色级别，意味户外露天、中等劳动的工作者，只是应该每小时休息15分钟；在室内没有空调、中等劳动的工作者更是一切如常，不用增加休息时间。无怪乎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狠批，“看来这个制度取消了也没有什么分别”。

暑热指数权重失衡
无法反映户外热况

周日早上10时半，京士柏的气温升穿34度，然而香港暑热指数（HKHI）仍然只是29；下午1时半，暑热指数终于升至30，当时气温已经逼近36度。尽管劳工处周日早上已经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提醒雇主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雇员工作中暑，但实际上并非基于暑热指数（早上仍未达到30的黄色级别门槛），而是天文台早已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预告日间气温会达到35度或以上。要不是2024年劳工处将工作暑热警告与“极端酷热”特别提示挂钩，中等劳动的工作者可能要到下午、气温36度或以上，才获得休息时间。

香港暑热指数于2014年由天文台推出。主要是考虑到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湿球黑球温度”（WBGT），最初是基于北美美军训练营之气候及军服条件经验，未必适用于香港这些相对湿度高、风速低的亚热带高密度城市环境。天文台因此与中文大学医学院共同研究，加入公立医院“超额住院率”，制定香港暑热指数。跟WBGT一样计算干球、湿球及黑球温度，但HKHI将湿球温度的权重由0.7升至0.8，干球的权重由0.1加至0.15，黑球由0.2大幅减至0.05。所以相对湿度对于香港暑热指数的影响，明显较大。

红警门槛高不可攀
普遍批评形同虚设

例如受热带气旋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若然出现高温而低湿的干热天气，HKHI的升幅较小。又例如2019年8月12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当日京士柏的平均相对湿度为82%，暑热指数一度升至32.4，至今仍为HKHI最高纪录。

问题是，香港暑热指数针对大众而设计，而市民大部分时间在室内活动，正如林超英所指出，HKHI并不适用于露天工作处境。再者，根据原本的研究，当HKHI升至29.5，超额住院率已经开始显著上升；当达到30.3，超额住院率将会急升。但是劳工处制定的工作暑热警告，在暑热指数30的时候也只是黄色级别，建议户外露天、中等劳动的工作者每小时休息15分钟，坊间怎会不觉得“离地”？

交由雇主自行评估
劳工休息尚待开恩

工作暑热警告推出至今三年多，发出过二百次，但红色级别一次都没有。红色级别所需的暑热指数32至34，以相对湿度50%推算，气温可能已经逼近40度，不排除过百名一般市民到医院。但即使如此极端、严峻的情况，红色级别的指引也只是户外中等劳动以及室内无冷气重劳动每小时休息30分钟。试问这算是什么劳工保障？

更何况指引并不是透过立法而实施，没有法定约束力。虽然雇主有一般责任确保工作安全，但是劳工在酷热天气下可以休息多久，始终取决于雇主，“合理地切实可行范围内”也不容易争辩。去年6月，时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曾经询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会否降低工作暑热警告对应的标准，以及立法强制执行工作地点热压力风险评估。局长的回应竟然是，若认为警告未能充分反映风险，“雇主可自行另作评估”，例如量度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这实在令人疑惑，就局方所知，到底有多少雇主会自行研究湿球黑球温度，才能致使当局愿意交由资方自愿量度，把劳工的健康权益置于老板的个人意愿之下？

根据劳工处所指，过去五年热压力导致工伤每年大约有20至30多宗，去年及至今年2月是31宗。随着极端天气日益严重，市民中暑的不幸事件恐怕愈来愈多，更何况劳工不适。市民中暑或许可以说是“不幸”，但如果因为工作暑热指数“离地”，破纪录高温也不适用充分的防暑、休息保障，这就难言纯属“不幸”。现届政府以民为本，特首不时“落区”接触群众，局长是不是也应该在酷热天气下亲身了建户外工人、无冷气劳工的体感温度、工作环境？那可不是在添马冷气房间能够想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