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温差平行时空 有请官员走出冷气房

撰文: 01主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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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极端天气之下的香港,愈能呈现某种“平行时空”。连日酷热高温接近37℃,但在写字楼、地铁站、购物商场之内,中央冷气大多恒定在18℃至20℃,白领们穿着外套、裹着披肩,享受着资本营造的避暑天堂;而在一墙之隔的露天场所,却热得像是沸腾的炼狱,无数名建筑工人、清洁工人、外卖骑手及后厨帮工等都在透支着生理极限,默默维持这座繁华城市的运作。

两个“时空”里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感知,因为“酷热”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赤裸裸的气候不公。中高阶层享有掌控自身生理气候的特权,常常利用冷气机颠倒所在环境的温度,把夏天过得比冬天还要冷;而冷气机的过度使用所产生的大量热排放,又被源源不绝地抽排至公共空间,为在户外工作的基层劳工增添几分闷热。两个“时空”看似有了交错,实则只是特权阶层对草根阶层的“热量转嫁”和“环境掠夺”。

面对这种“不公”,不少人质疑劳工及福利局所提供的保护机制形同虚设——劳工处自2023年根据天文台的“工作暑热指数”(HKHI)推行并发出200多次“工作暑热警告”以来,即使日前高温破了36.9℃的最热纪录,从来都只维持在最低的“黄色”级别。有人不解处方为何放弃采纳国际惯用标准WBGT Index作为发出警告的指标;有人批评HKHI本身只是为全港公众而设,并非专为评估前线工人中暑风险,未能如实反映在极端高温工作环境当中从事超高强度体力劳动者所承受的真实热压力;有人认为《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所建议的雇员休息时间相当苛刻,而且没有法律效力,一厢情愿依赖“雇主自律”。

过去几年,这些问题全都不是没有讨论,但当局始终没有给出更能令打工仔信服的说法,也没有打算从雇主手上收回对于劳工保护的主导权。因为受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影响,主事官员们普遍相信,香港多数资方都是“良心雇主”,所以即使劳资权力结构向来处于“资强劳弱”,政府也无须帮扶劳工,反而需要精心设计“防止资源被劳工滥用”的机制。

未能起到预防作用的暑热警告是一例,难以索取中暑赔偿的严苛法律又是一例。尽管《雇员补偿条例》确立了雇主对“工伤”的严格赔偿责任,但“职业性中暑”至今仍被拒于附表二的“法定职业病”门槛之外——即劳工无法享有职业病“自动推定”的法定保障,只能退而证明自己是“因工及在受雇期间遭遇意外以致受伤”——然而,近年高等法院及区域法院的两宗中暑索偿判例,对于“意外”的定义又给出了较为倾向雇主的法律解释。

区域法院在2024年的“Wong Yun Wa v Surplus Link Limited”案中,确立雇主责任的三大条件:必须存在法律定义的“意外”、该意外须源于工作情境、且须有严格的医学因果关系。上诉法院则在2023年的“Yu Kwok Wa v China Telecom Global Ltd”案中强调,生理上的伤害本身绝不等于“意外”,申索人必须证明存在一个独立于身体伤害之外的“外在突发事件”;而如果劳工只是在正常操作范围内进行既定的日常高温劳动,那么这该劳作本身根本也不能构成法定的“意外”。更加不近人情的是,在医学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法庭也采纳了较为苛刻的举证标准,拒绝接受工作环境和病况之间的统计关联或一般环境温度研究,而是要求劳工提供直接针对具体损伤机制的科学临床研究。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热压力”对于人体的摧残,本身就是一个生理机能逐步积蓄、体温调节系统渐进崩溃的过程;然而,我们的司法系统却无视这一基本的生理现实,硬性要求劳工证明存在“突发意外”,变相是将系统性的职业危害扭曲成为个人的健康问题。当警告机制失效、赔偿法律缺位,这场阶级掠夺就显得更为野蛮——雇主在酷热中榨干了劳工的血汗和健康,而当劳工不幸倒下时,家属被迫陷入漫长、昂贵而且几乎必败的法律诉讼,雇主却可以透过法律制度轻松卸责——在官僚系统看来,这一切“行之有效”,而劳工的遭遇也不过是个人的“健康瑕疵”或“命运不幸”所致,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相较之下,国家早在《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将“高温作业所致中暑”列为法定职业病;劳工只要经批准的医疗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即可自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如果劳工在工作期间因高温中暑死亡,或中暑后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法律上也会直接“视同工伤”。和香港一样高温湿热的台湾地区,也将“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列为法定职业危害,强制雇主必须承担通报义务和补偿责任。

暑热警告失效引起社会较大反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今日(8月11日)接受电台访问时坦言,今年4月已经改良机制,以为可以提高敏感度,从而触发较高级别警告,岂料即使日前温度创下历史新高、机制仍然没有反应,处方对此也有很多问号。处方的疑问,无疑也是全港市民的疑问。劳福局副局长何启明昨日(8月10日)回应争议时则表示,将会研究如何调整有关机制,尽力将工人受伤的风险减至最低。局方的承诺,无疑也是全港市民的盼望。那么——机制出了什么问题、政策应该怎样调整?官员们不妨脱下长衫外套、踏出高楼大厦、走到烈日当空之下,去铺路、起楼、清洁、送餐,好好感受一下民间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