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何子煜

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如何建立一个具有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或预测力的模型，往往是作为学者的追求之一。学者们会致力于研究对于某一时期内的社会事实与数据的变化，了解背后造成这种变化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并归纳出较具有解释力的论述，从而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然而学者们从中最多能够分析出一些决定性因素（Key explanatory variable），难断言某一因素具有唯一性。

纵观今次立法会选举，早在提名期之前的几个星期，“七旬黑洞”就已经形成，即七十岁以上的议员应集体退下火线，仿佛刻意提醒传媒，年龄将会成为其中一个关注点。在提名期开展的这一周，亦有不少人声言自己比其他人年轻，要代表年轻人声音。

若我们以这种社会科学“解释力”的框架套用在今次立法会选举，第一个令笔者在意的问题就是——“年轻，就等于年轻人的代表”这一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年龄是否唯一的因素，甚至退一步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来说明谁有能力代表年轻人？进一步言之，要成为年轻人的代表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有没有其他解释力更强的选项？

73岁卡尔基如何成为尼泊尔年轻人选择的领袖？

今年9月，尼泊尔爆发了全球关注的示威浪潮，最终迅速在半个月之内落幕。Z世代的尼泊尔民众运用Discord投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合适的过渡领袖——73岁的苏希拉卡尔基（Sushila Karki）。当地记者对外地媒体分享选举结果的时候，刻意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记者吉姆雷（Anish Ghimre）认为卡尔基能够获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期待一个可以被信任和被仰望的人。而当地大学学者亦指出，Z世代的民众之所以选择70多岁的卡尔基，是因为她作为尼泊尔的第一位女性首席大法官，在过往工作中展现了正直和抵制腐败的形象，切合了经历示威后民众的最首要的、最迫切的诉求。

笔者引述卡尔基的例子，并不是要说明香港青年与尼泊尔青年会有相同的选择倾向，然后展望未来年长的参选人反而有优势云云。这例子对笔者的启发是：青年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在意的是“参选人是怎样的人”，而不是“参选人是什么年龄”。如果有些政治人物纯粹标榜自己年轻，并自以为这是一份“年龄优势”，恐怕这种论述对选民来说相当苍白无力。更甚者，这类型的文宣展现了政治人物缺乏同理心，没有充分顾及其他年龄层看到这种“年龄优势”论之后的感受，在无意间衍生了制造和进一步撕裂社会世代争论的效果，笔者相信这并不是良政善治新时代所乐见的态度。

年轻人领袖更需要是擅长跨界对话的领袖

​既然“年轻”不足以是年轻人代表的决定性因素（Key explanatory variable），那么我们期待的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这让我想起了现年33岁的美国民主党政治人物、早在22岁便当选密西西比州议会议员的安德森（Jeramey Anderson）。作为该州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安德森并不认为年轻是自己的最大优势，而是以谦虚、谦卑的态度对待充斥撕裂的州议题。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他和共和党人共同发起跨党派平台（Mississippi Future Caucus），目标是打破两党对立的僵局，争取在人力资源、医疗、教育机会、应对贫穷等关键取得新突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成功争取跨党派的支持，通过了该州的人才挽留法案，旨在让密西西比州的大学生更愿意本地发展。

​今时今日的香港，固然已经不再是以往建制派与反对派激烈对立的年代。但显然易见的是，在不少社会议题上，各类型的政团、社会持份者都仍有明显分歧，比如本地与外来人才的平衡与合作、文化创意领域上创作自由与限制的边界、可持续的医疗融资保障与个人支付额度，以及尤其受年轻人关注的同性伴侣关系权利等等。笔者要强调的是，当下的年轻人更着重实效、实绩，也更要求政治人物要用心破解社会上的难题，绝不是能够轻易被片言只语，甚至被年轻的外壳所感染的人群。作为年轻人的代表、领袖，未来的立法会议员，不但有责任为年轻人代言，要科学地、准确地反映声音，更需要考虑跨地域、跨世代、跨专业的多元化意见，让多方声音能够有机融合，最终实现议题的突破。

我们期望的，是能够跨越对立、愿意聆听各方声音并寻找最大公约数的领袖；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实现转变、结合不同想法来促成议题取得突破的领袖；我们期望的，是不只强调自己年轻的领袖，是知道“香港不只是年轻人的香港、更属于我们所有人、所有世代的香港”的领袖。

作者何子煜是公共事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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