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安迪

还记得大火发生当晚，笔者从快收工到回家，一直搜集这场大火的实时资讯。入夜，窗外传来阵阵呼啸而过的警笛声，想必是大批消防人员都在出动支援。“感到有严重的事情要发生”，大概是我们所有人的初始想法。随着情况不断恶化，笔者再也不敢回忆这几日的感受。然而，正如《香港01》这几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是“这场集体创伤的幸存者”，“更需要坚强面对、共渡时艰”，笔者也在追问，我们是否对“居安思危”理解错了？我们从头到尾是否“居安”，是否确实在“思危”？

“居安思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不过我们可能一直有个误解。“居安”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平日的安全就是绝对稳定的常态，浮于形式的“思危”亦不能保障换来真正的安全。即“安全”与“危险”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而是相对的关系。正如“塞翁失马”的典故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一定条件下，损失可能会转化为好处。我们也应该由此认识到，如果仅仅将危险挂在嘴边，乍眼一看的“安全”则极其容易转化为十分危险的状态：安全并非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是来之不易、稍纵即逝的珍贵宝物，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争取、守护、捍卫——稍有不慎，荡然无存。

我们真的“居安”吗？

香港尊为排名前列的“全球最安全城市”，而在这场大灾之前的10月，已在中环、启德、薄扶林出现了三场棚架起火事件。这就如同巨震之前的前震，理应为监管者和业界敲响警钟。虽然笔者不应该“事后诸葛”，但若真需要以“人命”才能换取相关方的洗心革面，这代价实在太过高昂。或许那三场火灾都并非住宅区域，我们自然会松懈，甚至觉得无需大惊小怪，“反正香港十分安全”，我们都是这样想吧？

然而，在真正看到某个单位熊熊燃烧，整座楼霎那间堕入火海，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错了。无论我们身在何方，这个世界从来就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因素，而种种的不确定则会导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风险。只是居于香港的我们，好似只习惯于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的快节奏生活，就如同我们以为棚架下被发泡胶藏起来的窗户一样合理、平常。殊不知，那些似乎不起眼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隐含着触发“墨菲定律”的“魔鬼细节”。而这些细节，是不是就存在于你和我的旁边；类似的灾难，会不会有日上演在你我面前，那时的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真的“思危”吗？

笔者在大学时主修金融与会计，虽然毕业后从事其他行业，但仍旧对金融风险管理中“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的概念印象深刻，大概是指资产在一定条件下因市场价格变动所能导致最大的预期损失。虽然详细解释十分繁复，但概念本身的中英文表述则清晰明了，对于熟习金融证券的香港人更是简单易明，在杠杆率（Gearing Ratio）高到岌岌可危之时，千分之一的价格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我们自然明白这个“金融账”的常识，但未必算得明身边的“安全账”。

直接导致这场大灾的耗资3.3亿元、全覆盖八栋大厦的“超常识工程”，就是工程方将近两千个单位居民生命安全熟视无睹的一场“豪赌”——他们打赌，“我们做这行多年，工程众多，如此熟手，不会有事”；他们打赌，“即便有人来查，我们也能够蒙混过关的”；他们打赌，“就让居民反对，到头来只能是我们来做，哪怕封掉他们的窗，关了他们的火警钟也没关系”。就是在某些人的“高赌注”下，就是在某些人只顾“做靓盘数”的自肥中，某些人赌输了，让所有香港人付出了代价。我们习惯于计算股市涨跌，却不善于计算人命的“在险价值”。或许，死亡数字本身不具有直白的意义，而是难以承受的悲剧在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身上重复发生了若干次。

“过得去自己那一关”

“人生无常”似乎是我们将所有苦难合理化的一个好用理据，然而这只是我们被动地接受无法改变的灾难。谁都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无法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直面大灾。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整个社会不加以深刻反思、痛定思痛、“集体追责”，类似的悲剧很有可能再次上演。从主动的层面看，这并非悲观，而是为一切做好最坏打算的现实主义，是让我们所有人能真正反求诸己、居安思危的勇气。换言之，彻查真相、追究责任不仅是为了还遇难者和家属公道，亦是让我们在世的所有人能“过得去自己那一关”。

毕竟，这愈合的路，终究是我们一起走。

（编者按：12月2日，特首李家超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表示大火反映维修建筑工程从施工到监督都出现严重疏忽，必须作出系统性改革；他将成立一个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审视相关问题，承诺“调查到底”、“追责到底”。）

作者笔名安迪，现从事公共事务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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