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冠麟

如果说中小学杀校政策体现了政府以“市场逻辑”汰弱留强，那么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则揭示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政策逻辑——一种以“产业导向”为核心、服务于精英再生产的战略布局。两者并置，构成了香港教育政策中深刻的内在矛盾。

杀校与扩招：大专学额的魔幻现实

中小学界正为生存苦苦挣扎，大专院校却迎来另一番光景。大专学额持续增加，研究生学位课程更如雨后春笋般狂开。这种强烈反差，构成了香港教育图景中的魔幻现实。

当国际教育枢纽的聚光灯打在高教界版块，当中增加非本地生学额的比例上调，社会大众凝视自己的中小母校被杀被并之时，情感上如何能够理解？市民目睹基础教育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对基层学生的“保底”功能，在结构化之下被牺牲，政府叫市民如何放心生育？来自基层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被结构性边缘化，即使高等教育学额增加，他们只能通过比较迂回的道路再往上行，才能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一方面，教育局以“适龄人口下降”为由，收紧中小学开班线，任由基层学校在结构性边缘化中自生自灭，仿佛普及教育必须严格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另一方面，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与教育局却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扩张，非本地生学额比例持续上调，授课式研究生课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政府更将“国际教育枢纽”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同一届政府，一边削减基础教育的“社会保底”功能，另一边却为高等教育投入大量公共资源与政策倾斜。

这种政策矛盾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资源分配的阶层性。杀校节省的资源并未回流至基础教育公平，反而被重新配置到高等教育，尤其是服务于非本地生与研究生层级，形成“向下削减、向上倾斜”的资源流动格局。第二，政策目标的割裂。政府一方面要求中小学在市场竞争中自负盈亏，另一方面却以产业政策思维扶持高等教育，将教育视为“出口产业”而非公共服务。第三，社会功能的失衡。普及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促进社会流动与机会公平，而高等教育扩张若缺乏稳固的基础教育支撑，只会进一步强化阶级再生产。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矛盾并非无心之失，而是反映出政府对教育功能的工具化理解：基础教育被视为“成本”，需精简压缩；高等教育被视为“资产”，需大力扩张。当政府一边“挥泪杀校”，一边高举“国际教育枢纽”旗帜，市民自然会问：究竟教育是社会投资，还是财政负担？如果连普及教育的根基都在动摇，高等教育的繁荣又能为谁服务？

OECD揭示的真相：香港普及教育质素隐忧

如果说上述陈述仍属定性批判，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ISA）数据，则为我们提供了量化证据，揭示这场竞赛对教育质素的真实伤害。

PISA有81个国家或经济体参加，每三年进行一次，目的是评估15岁学生的数学、科学和母语阅读能力。2019年的评估受疫情影响延至2022年举行，香港学区共有5,907名学生参与，来自163所中学。结果显示，香港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表现稳定，整体成绩高于国际水平。但细看之下，香港在数学的全球排名保持第四、科学能力排名则由第九位升至第七位，惟母语阅读能力下降，由第四位大幅下降至第11位。整体而言，较邻近经济体包括新加坡、中华台北及澳门逊色。

更令人忧虑的是趋势变化：与2018年相比，香港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平均成绩均录得下跌，其中阅读能力的跌幅更达20至30分。科学成绩虽然大致持平，但若将时间拉长至2012至2022年的十年区间，三个科目的表现均呈现整体下滑趋势。这并非“一时失手”，而是结构性问题的长期浮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阶能力的表现。PISA 2022首次纳入创意思维评估，香港学生得分仅32分，低于国际平均水平33分，在全球排名第22位，大幅落后于新加坡、加拿大等地。这暴露了香港教育在社会大政策浮动之下，重数理、轻人文的现实，以及标准化考试导向对创造力培养的压抑。当普及教育系统的中小学校为生存而被迫将资源投入招生推广、将教学聚焦于易于评估和操练的科目，学生在深度思考、创新应用和跨学科整合方面的能力，自然成为被牺牲的代价。

杀校之时：普及教育的质素进步了吗？

以“资源运用效率”为由为杀校辩护，声称维持收生不足的学校单位成本是“浪费公帑”。这种论述将“浪费公共资源”转为道德压力，导向弱势学校。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一直悬在头上：经历杀校之后，普及教育的整体质素，真的进步了吗？

更何况，OECD的数据呈现香港教育的公平性本身正面临挑战。虽然香港在教育公平方面位列全球第二，仅17%的社经弱势学生仍能进入数学表现的前四分之一，但优势学生与弱势学生之间的数学成绩差距仍达65分。更重要的是，校际差异高达13%，远超OECD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当杀校潮进一步加剧学校之间的“优胜劣汰”，那些服务基层的学校一旦消失，弱势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将被进一步收窄。

数据亦揭示香港学生的“高阶能力薄弱”和“创造力不足”，正是这种“文凭竞赛”的直接后果。当教育异化为一场筛选游戏，当学校异化为一座座彼此竞争的“防御塔”，知识本身的价值便被掏空了。这不仅是教育的危机，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隐忧。

谁能在异化的教育体系下生存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异化的教育体系下，谁能够生存？学校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显而易见，在这个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竞争力的场域中，能够生存的，是那些来自中产或以上家庭、拥有文化资源、能够为学校带来“品牌效应”的学生。名校不成文以家长背景、学生背景、综合能力筛选同质化的生源，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阶层优势。而来自基层家庭的学生，即使努力学习、表现优异，也往往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本”，而被制度性地边缘化。当考上地区名校的学生，带饭盒回校都会被联群结队外出的同学指点；当急速长高的学生被同学取笑穿着吊脚裤；当老师询问同学复活节到哪儿放假，身边同学讲去瑞士滑雪。这种语境之下的所谓强弱相帮、强弱合并，何尝不是一种对于弱者的欺凌。

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学校，才愿意自愿负上为社会“保底”的功能？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功能的机构各司其职，共同维系社会整合。如果教育系统的游戏规则，始终是鼓励“向上竞争”、淘汰“向下兼容”，那么那些愿意服务基层、愿意承担社会保底功能的学校，便注定要在这场竞赛中成为牺牲品。整个教育场域都在奖励“精英”、惩罚“保底”，那些为社会托底的基层学校，便只能在结构化、制度性的遗忘中走向消亡。

审视PISA数据，香港学生的整体学术表现趋势下滑，高阶能力薄弱，校际差距扩大，创造力受压抑。这是结构化主导教育生态的结果。政府作为教育场域中最具权力的行动者，完全有能力改变现行的游戏规则。教育局理应承担起统筹规划、确保教育公平与质素的主体责任，而非以“人口结构”为借口，冷眼旁观教育生态的异化，甚至以“弱校唔派班，强校开五班”的方式加剧情况。数据年代，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于人文情怀与对社会发展的宏大想像。政府有能力为每一区学校画一条保底的红线，维持每区有合理数量学校的运作。更应借机改革评核机制，让“名校”与基层学校在相对公义的量度尺度下，平均加减学额，让那些默默耕耘、服务基层的学校获得应有的尊重与支持。

（笔者注：有关OECD的观察，笔者早前与组员完成了一份有关教育公共服务中“数据公平”与“主观感知公平”的认知偏差研究。本文选用部份内容，用以对读香港情况。于此感谢澳门大学公共行政博士生冯绍劲、张宁、马志家、赵序海。）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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