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黄冠麟

本文初稿成于4月9日，旨在探讨热衷流量的网红“刘马车”的多频犯罪行为，与流量化的网络生态，是否有互相强化、增长的关系。刘氏案底之多、罪名之广，在近年香港的网络生态中，可谓无出其右。跨境深港两地，层出不穷的非礼、袭击以至冒充代言诈骗案，其犯罪生涯的时间序列，与其网络知名度可谓同步演进。

过去社会将这种连环、持续犯罪，以“心理变态”或“不知悔改”概括论之。近十年社会发展进步迅速，通讯科技与平台，已于这段时间更迭换代几次。以往对于嫉恶如仇的良善之辈，于报章、网媒、社交平台痛斥其非，可以为身边朋友端正三观。但在今日，骂者于网上多闹两句，却可能被社交媒体以“参与度”为导向的演算机制，异化为对此等行为的“支持”，甚至对涉事网红自动提供奖励。“流量为王”之下，产生出“白卡联盟”等好事者，将犯罪行为视为素材。

流量机制的运作速度以秒计算，司法制度的回应速度却以年为单位。时年17岁的刘氏在2013年涉及恐吓感化官被加控时，已向传媒公然分享“忍受变接受，接受变享受，坐监就唔难受”的心路历程，根本毫无悔意。而社会对他的讨论热度甚至比入狱前更高时，我们必须承认：现有的惩罚逻辑，已经追不上流量经济的运转节奏。

“流量可变现”催生“表演性犯罪”

审视现年29岁的“刘马车”的犯罪经历，与互联网发展史并置观察，可以发现两条时间线之间有相关处。刘氏出生于1990年代中后期，大众还是用WINDOWS 98的年代，社会还在努力为“千年虫”扫盲。其成长于千禧世代，也是所谓的“论坛时代”，高登讨论区、香港讨论区、UWANTS、迷你论坛等平台，成为网络文化的核心据点。当时互联网尚未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Youtube还未普及，“出名”不等同于有变现流量。

比如至今仍然会被提及的“巴士阿叔”，尽管当年引起巨大回响，但本质上只是偶发性的社会现象，而非有组织的流量生产。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代中后期，随着YouTube、Instagram等平台在香港的深度渗透，“创作者经济”全面爆发。

数据极具说服力：以YouTube为例，18岁或以上的香港观众超过550万人次，平台触及超过98%的18至34岁的网络用户，人均每天观看时间达100分钟；已有超过180个频道突破百万订阅大关，逾2,000个频道拥有超过十万订阅者；年收入达6位数港元或以上的YouTube频道数量，同比增长逾20%。这些数据说明，互联网已从“连接人与资讯”的工具，转变为经济系统，其营收主要是“分配注意力”，与电视台吸引收视同理。而与电视节目的“中立广播”逻辑不同，互联网媒介平台中的演算法的底层逻辑是用家与资讯交互，再由平台演算预测，以最大化用户的停留时间与互动率。

大数据之下，用户的使用习惯与接收推送的控制权，往往也成为系统的计算。这也使得鼓动情绪、无头无尾、具有争议的资讯，比真相更具传播力，更能获得推送。演算法奖励奇观，愈离经叛道的炫耀，获得的参与度就愈高。《Facebook演算法如何成洪水猛兽　影响心理健康造成社会分化》报道，Facebook前顾员Frances Haugen爆料指，Facebook漠视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及造成社会分化的问题，以AI与演算法根据用户观看文章的倾向，从而学习出“甚么人最喜欢看甚么内容”，继而找出相似内容的文章推送给用户，吸引用户继续点击观看。演算法如此推送的目的，是让用户能长时间逗留在Facebook。

“犯罪行为”被合理化为“角色人设”

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可见，刘氏于2016年于深圳被判囚的猥亵儿童罪，其犯案动机与手法属典型的“工具性犯罪”，即以犯罪作为满足兽欲的手段。而据网民统计，2016年至2024年间，刘氏仅有约一年时间未被羁押。涉于香港的案件中，裁判官引用的心理报告更两度指出其重犯机会“非常高”，而保释期间他果然再犯风化案，辩方求情时也坦言心理专家的判断“某程度上都应验咗”。

然而，若仅将刘马车视为一般罪犯，便会忽略一个更深层的结构问题：其犯罪行为与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因果性的“偏差强化循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Ashley Mears等人的研究指出，内容创作者会将病毒式传播体验为具有情感奖励性的过程，类似吸毒产生的快感——点赞、观看、评论都被解读为愉悦信号。另一方面，传统犯罪的威慑机制——刑罚强度与监管力度——在刘氏身上呈现显著的边际效应递减。犯罪者对监禁产生“耐受性”，而犯罪行为本身反而不断引发媒体报道与网络讨论，流量与关注度便构成强烈的“奖励感”，进而激励更大胆、更高调与高频的犯罪，引发周期性（出册即见报）的关注，就像每次开一罐新的汽水时，喝充满气泡的第一口的感觉。

在公共行政角度，在刘马车身上反复验证的事实，并非香港孤例，绝大多数地区都有他们在地化的边缘网红。当今之世，也有人认为“犯罪”不再是“工具性”地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而自行将起异化成为“角色人设”：我自认疯子，犯法很正常；我是网红，刷流量也很正常——所以我可供展示的“内容”，自然就是违法搏曝光；我被拘捕受审乃至入狱，也是整场“悲剧”中不可或缺的情节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法律和司法体制模式，源于农业社会、成熟和完备于工业社会，并在社会不断转型、互联网反复运算发展之下不断改革。当犯罪本身已成为一场博取注意力的表演，面对今日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法律和司法体制的代际发展与提升，已是全球所有治理主体都需要直面的新型治理问题。

“刘马车”与“白卡联盟”之所以能成为香港社会热点，不仅在于其行为出格、屡屡踩线，更因为他们捕捉到并利用了平台流量逻辑与社会情绪。行为愈极端，讨论度愈高。他们的影片即使骂声一片，点击率依然可观。因为争议本身就是流量。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哗众取宠的流量追逐并非没有代价；信息洪流泛荡之下，许多所谓网红已经“失手在阴间”，更有部份人的异化行为构成犯罪，从刑事毁坏、非礼到发布煽动言论，已有成员因此被捕甚至入狱。行动不断升级，代价也就愈严重。就如刘马车在香港及内地屡因刑事恐吓、猥亵儿童、非礼、性侵、打斗等罪行而被拘捕、被定罪，甚至需在监狱中服刑。

不要成为“共犯结构”的一部分

即便我们确认了流量激励与再犯之间的正向因果关系，社会又当如何应对？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加强刑罚、延长监禁、严厉打击。然而，笔者希望读者一同深思。原因很简单：在当前的资讯生态中，对刘马车案件的每一次报道、每一条社交媒体讨论、每一个YouTube评论区的热烈交锋，都在不经意间为其行为提供了“支持”。尽管大家的愤怒是真实的，对受害者的同情是真诚的，要求严惩的呼声是正当的，但这一切被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吸纳后，却产生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效果。愈是讨论他，他就愈“红”；愈是谴责他，他就愈受关注。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也是不争的事实。

法庭可以判犯人入狱，但无法完全阻止犯人在出狱后再次成为网络焦点；平台可以冻结违法者的营收账号，但无法阻止媒体报道违法者的案件。行文至此，笔者必须提出一个或许令人不适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偏差强化循环。每一次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评论，每一次在YouTube上观看相关影片——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在算法的计算中，都是对“刘马车”这个内容标签的“正向反馈”。

当然，笔者绝非主张公众应对社会上的犯罪事件视而不见、噤若寒蝉。恰恰相反，我认为社会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流量经济的运作逻辑，从而更有意识地调整我们的行为模式。当我们下一次看到关于刘马车的新闻时，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图个口爽的点击和评论，真的是在帮助受害者获得公义吗？

网红擦边、越轨、违法日趋频繁，其行为包装、异化为“吸睛人设”的扭曲生态，并开始表演化，作为网络世界持份者之一的我们，要舍得“转台”。君不见“白卡联盟”？请紧记，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下一次就会被推送新版的“陈健康”，刘马车本人或许会再被激化至几日几十案，而社会也会扭苗青苗，诞生更多个陈马车、黄马车、司徒马车。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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