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马超

初秋维港，哀思低回。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于9月8日安详离世，享年89岁；9月20日举行公祭大殓与辞灵出殡。连日来，特区政府设立的各处公众吊唁处人流络绎，各界市民自发手执白菊寄托哀思。白菊无言，追思如潮。时间的沉淀最能洗尽昔日的政治喧嚣与舆论纷扰，如今香港社会对这位“老特首”发自内心的怀念，早已化作一份超越周期的真诚敬意与历史公论。

涉足“无人区”的开拓与定力

历史需要拉开距离，才能显现真实的骨骼。重温董先生的一生，最鲜明的特质便是在时代转折关口的家国担当。1997年7月1日，“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转化为治理实践，作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先生面对的是体制接轨的千头万绪、西方舆论的唱衰，以及回归初期各种复杂矛盾。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既无现成模式可循，也不容出现根本性偏差。

出身实业名门的董先生，兼具中国传统文人的温厚风骨与现代实业家的开阔胸襟。在纷乱的争议面前，他以近乎朴拙的定力坚守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区宪制秩序，奠定行政主导的施政基础。他反复强调的“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经历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更显示出香港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深刻道理。

风暴中打破教条的决绝魄力

衡量政治人物，不仅要看顺境中的作为，更要看危局中的担当。董先生主政的八年，适逢冷战后国际地缘与经济秩序剧烈动荡的周期。回归不久，亚洲金融风暴呼啸而至，国际炒家通过汇市与股市的连环做空，企图将香港作为提款机。当时港英遗留的“积极不干预”教条在商界和政界根深蒂固，不少人主张被动承受。

面对港元和股市遭受猛烈冲击的危局，在中央政府坚决支持特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繁荣稳定的坚定支持下，董先生展现出罕见的魄力。他力排众议，指令特区政府动用逾千亿港元外汇基金果断入市，击退国际投机巨鳄。这一仗捍卫了港元与金融安全，守住了市民数十年的财富积累。而在2003年非典疫情重创香港之时，他顶住重压积极向中央争取，推动CEPA与“个人游”加快落实，不仅让香港经济绝地反弹，更为两地经贸的深层融合铺设了不可逆转的轨道。事实说明，危机之中最需要的，正是敢于突破成规、承担责任的政治决断。

直面时代困局的前瞻与抗逆力

客观评价董先生，不能回避其任内最具争议的政策，包括“八万五”建屋计划与产业多元化探索。这不仅是其施政最具可读性的篇章，更是读懂其战略前瞻性的钥匙。

早在回归初期，董先生已意识到香港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长远可能造成产业结构单一、青年向上流动空间收窄，以及基层居住困难等问题。为此，他提出增加房屋供应，力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同时推动数码港、科学园和中医药发展，探索创新科技及高增值产业，希望为香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历史往往充满波折。这些战略构想不幸迎头撞上了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双重下行周期。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引发负资产困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迅速转嫁为对施政的怨怼，多项改革被迫搁浅，董先生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误解与政治压力。

但历史的尺度终究是公正的。二十多年后，当特区政府大刀阔斧推进“北部都会区”、破解房屋痼疾，当香港将“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作为破局核心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董先生当年的诊断不仅没有错，反而看得太透、走得太早。他当年背负的沉重与落寞，正是一个具有大历史观的战略家在周期错位时为探路所承担的压力。

晚岁穿梭中外的赤诚与凝聚力

2005年卸任行政长官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董先生并未退出公共事务，而是把目光投向国家发展、香港长远治理及国际交流。

面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演变，他凭借数十年来在国际政商界建立的崇高声望，于2008年创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他不辞辛劳穿梭于大国之间，以民间外交搭建高层二轨沟通桥梁，致力增进中美各界相互了解，发挥民间交流的桥梁作用。

在香港，他发起成立“团结香港基金”，汇聚不同界别力量，围绕土地房屋、创新科技、医疗、文化等长远课题展开政策研究，为特区政府和社会提供建议。2019年，董先生获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充分肯定其为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及“一国两制”实践作出的贡献。

维港秋水依旧，斯人已归道山。在香港迈入“由治及兴”、着力破解深层次矛盾的今天，董先生破除教条的决断之勇、穿越周期的远见卓识与贯穿始终的赤诚丹心，依然是这座城市奋发前行的重要精神坐标。董先生安息，风范长存！

作者马超是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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