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日本大型广告公司电通（Dentsu）一名24岁女员工，因严重超时加班患上忧郁症自杀。日本当局判定此事为劳动时间过长的“过劳死”，随后开始严格管制加班上限，凡是不遵守这一规定的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统计，目前仅40%企业严守每月最多加班100小时的劳资协议。当局担心，超过这个顶限会提高过劳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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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加班文化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高峰时期，那时牺牲睡眠的加班方式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 随着过劳死案例频发，当局近年来开始严格管制过度加班，鼓励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些言行，被指与政策背道而驰，甚至是在鼓吹“工作狂”。

去年10月，高市在自民党总裁选战胜选后在台上说，她希望每个议员都“像马一样的工作”。她强调：

我要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这个激情讲话当时引发日本工会和过劳死受害者家属强烈反弹，批评她是在鼓励长时间劳动。

今年7月，高市在社交平台X发的一则短文也被指是开倒车。她写道：“自担任首相以来，我习惯每天最多只睡三小时。”

日本杂志《AERA》引述专家报道称，高市有必要确保获得充足睡眠，因为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情绪不稳定，损害决策能力。报道还呼吁日本人，不要因工作废寝忘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22分钟，比8小时28分钟的总体平均睡眠时间少1小时6分钟。在OECD调查的33个国家中，日本排名垫底。

日本人口减少也给企业带来巨大挑战。今年3月，有官员在劳动政策委员会上透露，由于劳动力短缺，中小企业员工被迫加班的现象日益增多。

劳动力短缺和强制加班上限叠加，限制了企业的经营活动。日本商工会议所5月公开的一项调查显示，约20%的中小企业受影响，尤其是在建筑、交通和酒店等极需劳动力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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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劳动省随后于9月1日出台新方针，不再一律要求缩减加班，而是转为核查企业是否切实落实保障员工健康的措施。

根据日本《劳动基准法》，员工加班原则上以每月45小时为限，若企业与员工签署“36协定特别条款”，特殊时段的单月加班上限可放宽至100小时。最高加班100小时。

监管部门此前要求，即使签订特别条款的企业，加班上限也不得超过每月45小时；这项行政指导从9月起取消。这一修订被指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令加班问题回到原点。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中心。当时的企业是通过尽可能实现长时间劳动，以达到高效率。那时，“工作24小时”是日本职场响亮的口号。

时过境迁，人们不再认为长时间工作是理所当然。

一名30多岁的日本上班族受访时说，正确的工作态度并非一味追求工时，而是认真完成工作后，也能有时间享受生活：

我希望工作稳定，但不意味着我必须容忍恶劣的工作条件。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健康，才能在职场发挥能量。

如今，越来越多日本人不愿当工作狂，他们更重视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日本职场也逐步推动一系列变革，例如减少过度加班、保障员工身心健康等，以此作为改变日本职场文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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