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预计9月15日施行，台湾官方在前一天便提列一串高风险名单，为相应的“恐中”动员预做准备，成为当日台媒两岸新闻的要点。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14日在一场智库座谈会上点名五类人“赴陆有风险”，包括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基层公务员及特定宗教人士，出席同场座谈会的学者再加码，指现任与退休军公职、学者、记者、人权工作者、公开发表政治言论者等，也都可能面临较高的出入境风险。

可以说，这份由台湾官学界提出的风险名单，其涵盖范围相当可观，职业别上从一般商务到科技业再到公职“无漏网之鱼”，另如有个人宗教信仰信徒、文字工作者到曾经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差不多也都“榜上有名”，若按台湾官方以模糊、不确定方式所指涉的，再算上手机里存有工作资料、亲属曾发表政治言论，或者参加过国际组织的人，如此还能置风险于事外的台湾人，恐怕已是寥寥可数。

综观这次台湾官方警示的特别之处，不完全在于名单有多长，而是其讨论赴陆风险的方式变了。回顾过去台湾官员谈所谓赴陆旅游安全，通常会告诉台湾民众哪些事情不要做，例如不要从事与签证目的不符的活动、避免进入敏感场所，或不要拍摄军事设施。简言之，所谓的“危险与否”至少还和个人的具体行为有关，但到了今天，台湾官方言下的危险，逐渐从“做过什么”移向“你是什么人”，从行为转向了身分。

按过往台湾官方的警示“门槛”，半导体工程师不携带技术资料，台商不涉及商业纠纷，宗教人士不要去从事北京认定的非法活动，就大致足以避免无谓风险，然而在目前台湾官方给出的风险论述中，似进一步表明这些身分本身就已足以被框进警示范围，意即赴陆风险正在“户口化”，有没有风险要看职业、信仰、政治背景与社会关系，再决定这个人或对应到哪一级的风险人口。

当然，台湾官方得以见缝插针，从危险行为转向了危险身分加码，与北京近年就国安、供应链安全等一系列维安性质的法律，其边界留有不明与到时再诠释有关，但台湾如何回应，仍值得另外检视。

面对一套边界模糊的中国法规，最事半功倍的做法，自然是把风险范围划到最大，既然无法确认谁会出事，那就告诉更多人，他可能出事，台湾官方似乎相信只要警示越广，日后任何个案发生，就不至于被批评毫无提醒，也可以用后话来跟社会大众说：早就跟你说过了，加大“恐中”心理的漩涡。

然而一体两面的硬伤也伴随而来，试想，当这类警示不再以具体行为、既有案例或风险概率为基础，而是一刀划下去，按身分别将人分组“户口化”，那这类警示提供的还是可供判断的资讯吗？其结果可预见的，左不过又是一套政治标签而已。

以宗教人士为例，究竟哪些宗教、哪些职务、曾有何种活动，才会增加赴陆风险？所谓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又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发表过什么内容才算？台商、高科技人才与公务员各有成千上万人，其接触资料的敏感程度也不相同，如今台湾官方把这一大群人都统称为高风险族群，听起来十分慎重，却对个人判断没有多大的实际帮助。

说白了，按此间标准，如果一名半导体工程师只因职业身份便属于高风险，那么他能采取的对策大概也只剩下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原因很简单，当风险来自身分，防范就很难再靠调整行为完成，最后只能选择退出。

再往后续进几步想，这也或将会慢慢改变台湾社会观看赴陆者的方式，当官方反复说明某些身分赴陆尤其危险，那些仍然前往的人，便容易被多问一句：明知道有风险，为什么还要去？长期以往，赴陆从个人的工作、探亲、求学或交流选择，就渐渐带上一层需要向社会交代理由的意味。

客观来说，在两岸敌意政策的夹击下，这一群不论原因往来两岸的台湾人恐怕最是可怜，系北京可能因其职业与言论把一名台湾人当成国安管理对象，这确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回到台湾，他又可能因选择前往中国大陆，却又被早已“恐中”而不自觉的台湾社会舆论，认为国安意识不足，有被颠覆、吸纳之虞，于是同一个人同时成为两套安全政治的审视对象。

是以，两岸民间交流走到今天，问题早已超过活动能不能举办，而是光是人员流动本身都是安全会不会被超译的问题。一如陆委会近几个月来，多次公布台湾人在陆遭盘查、关押或失联人数，并给予异常增加的评述，辅以今天给出的风险名单看似越来越完整，实际上只是把不知道的部分也算了进去，到头来，什么人才是最危险依然没有答案，反倒将问题转移到谁曾经赴陆、把谁还愿意交流变成另一份值得台湾大众要去留意的名单。就今天台湾官方的警告说帖，是否就是其刻意追求的政策效果很难证成，但可以预期的是，当陆委会言下的赴陆危险从行为转向身分，往后相关交流自然也就不必费唇舌去宣布停止，因为恐惧的人们只要看看自己的“户口”，大概就会告诉自己最好别去好了，这或是一系列阴谋式警告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