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共享︱从蓝图到课室:AI教育如何走得远 而不只是走得快

撰文: 校园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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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救世军田家炳学校李安迪校长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重塑世界,也正在重新定义教育。当学生已能随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学习任务,教育的问题不再是“是否使用科技”,而是“如何使用,才不会失去学习的本质”。教育局近日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推动全校参与的教育转型,并以“科技向善”为价值基础。然而,《蓝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学校提供更多工具,而在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应如何自处?

从“AI for All”谈起:普及不等于滥用

《蓝图》提出“AI for all schools、AI for all students”,并强调将人工智能融入不同学习领域与课程之中。

表面上,这是一个“全面普及”的方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教育取向:普及,不等于无差别使用;融合,更不是全面依赖。

在学校实践中,我们发现,如果学生在未理解人工智能原理前已过度使用,容易形成依赖,甚至削弱思考能力。因此,我一直强调,《蓝图》推动的应该是“理解后再使用”,而非“先用再谈理解”。

这一点,正好呼应《蓝图》中强调人工智能素养的精神,即不只著重应用,更重视学生对其原理、限制与伦理的认识。

如果学生在未理解人工智能原理前已过度使用,容易形成依赖,甚至削弱思考能力。

教育范式转移:关键不在硬件,而在思维

不少人将数字教育理解为设备升级,但《蓝图》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教育范式转移”,而非单纯硬件投入。这正是我最认同的地方。在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挑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观念。若教师仍以“完成课程”为目标,AI只会令学习更表面;若教育仍聚焦标准答案,AI只会成为捷径工具。因此,我一直强调:人工智能应是学习的放大器,而不是替代者;科技应回归教育本质,而非凌驾其上。

教师角色转变:从“使用者”到“设计者”

《蓝图》提出要建立“数字赋能的教师专业团队”,并要求教师逐步掌握人工智能应用。这一点,对学校而言至关重要。但我认为,“掌握工具”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转化角色—教师必须由“AI使用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

教师需要思考:
• 什么学习任务适合使用AI?
• 什么时候应刻意不使用AI?
• 如何评估学生在AI辅助下的学习成果?

如果教师没有这种判断能力,即使《蓝图》提供再多培训资源,最终仍难以改变学与教的本质。

教师必须由“AI使用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

由行政出发:回应蓝图“提速提效”的方向

《蓝图》指出,香港学校已有良好基础,现阶段应“提速提效”,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在实践上,我认为一个可行方向,是先由行政层面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当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亲身体验AI如何提升效率、同时感受到其限制与风险,才能在课堂上作出真实、具体且负责任的教学引导。这种“由经验出发”的模式,比纯粹培训更有效地回应《蓝图》所强调的“提速提效”。

忽略风险,是数字教育最大的盲点

《蓝图》提出发展数字教育时,须兼顾网络安全与伦理。然而,在实际推动中,这往往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环。在校园中,我们已开始面对:

• AI生成错误资讯影响学习判断
• 学生过度依赖导致学习空洞化
• 深伪及虚假内容引发同侪问题
• 数据与私隐风险日益复杂

这些问题说明,AI并没有创造新问题,而是放大了既有问题。因此,我认为《蓝图》真正的挑战,不只是推动应用,而是推动一种新的教育能力—管治人工智能的能力。

从“应用”走向“治理”:落实蓝图的关键一步

要真正落实《蓝图》,学校必须由“引入AI”进一步走向“规范AI”。具体而言,我认为应建立三个核心机制,这亦是对《蓝图》中伦理与安全要求的具体回应:

一、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

AI只能作辅助,最终决策必须由教师负责。

二、清晰使用规范

明确界定学生何时使用AI、如何标示AI内容,以及在公开展示中的限制。

三、前置风险管理机制

包括私隐保障、校园风险应对及家校沟通安排。正如我一直提醒同工:没有制度的创新,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香港定位:在国家蓝图中的角色

《蓝图》强调对接国家“人工智能+教育”及“十五五规划”。 在这一背景下,香港的价值并不在于追赶,而在于定位。我们既能接轨国家大规模推进的教育数字化,亦能吸收国际在技术与伦理上的最新发展。因此,香港应发展的,不是一套单一模式,而是一个具弹性、可转化的教育生态。《蓝图》明确指出,香港的数字教育发展需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方向。 然而,对香港而言,“配合”不应理解为单向跟随,而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角色—在连接、转化与创新之中发挥价值。一方面,国家正以制度化形式,大规模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体系,强调普及化、标准化与资源整合,务求培育具备数位素养与创新能力的人才。 这种“顶层设计+规模推进”的模式,为香港提供了重要参考。另一方面,香港的教育体制具有独特性─多元办学模式、高度课程自主,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优势。这意味著香港既不需要、亦不适合完全复制单一模式,而应发展出一套灵活而多样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我认为,香港真正的定位,在于发挥“双向转化”的功能:

• 对内转化:将国家政策方向,落实为符合校情的校本实践,避免流于口号化推行;
• 对外引入:把国际在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及教学创新的经验,转化为本地可行方案;
• 对学界赋能:**透过专业社群与协作机制,推动由个别创新走向整体提升。

这种“转化能力”,正是香港最具价值的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不仅是技术应用问题,更是价值定位问题。国家层面强调“教育强国”与人才培养,而香港在落实过程中,必须同时承担一项关键使命:在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之间,建立平衡。换言之,香港教育的角色,不只是培养“会使用AI的人”,更是培养“能理解AI、驾驭AI,并能作出负责任判断的人”。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国家发展大局中,不只是参与者,更是具影响力的贡献者。

结语:蓝图之外,更重要的是判断

《数字教育蓝图》为香港教育提供了方向,但最终决定教育未来的,并不是蓝图本身,而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的判断。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最需要培养的,不只是学生的数字能力,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判断能力。何时使用科技,何时克制;何时追求效率,何时坚守深度。因为,真正决定教育质素的,从来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我们在科技面前,是否依然知道—教育,是为了人!

救世军田家炳学校李安迪校长。(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