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　欧洲安全为什么崩溃？

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之初，各方原本预期俄乌战争很快能结束，没想到经历数次美俄通话、美乌白宫骂战、美国一度中断对乌军援、美国持续对俄祭出最后通牒、美俄与美欧两场峰会后，不只俄乌战火没有停止，欧洲安全还升起新狼烟。

9月10日，波兰军方在境内击落多架入侵的俄罗斯无人机，震惊欧洲与北约多国。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直指，这是北约与波兰史上首见，俄罗斯显然有意测试双方应对能力。而接下来的发展，则揭露美欧围绕俄罗斯的深刻裂痕。

首先，特朗普似乎有意缓和欧俄紧张，于是以“事件可能是错误”为由，淡化“俄罗斯有意为之”的氛围，希望息事宁人；但波兰政府直接在12日驳斥特朗普的宣称，并要求华盛顿采取行动，以展示对华沙的支持；接著，北约也在同日宣布启动“东部哨兵”（Eastern Sentry）行动，目标是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范围从北部的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延伸到南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丹麦、法国、英国、德国等盟国也已承诺参与行动。

往复之间，本来就因俄乌谈判陷入紧张的欧俄关系，现在又是一片风声鹤唳，东欧情况也恰如2022年战争爆发前的俄乌边界，充满“俄罗斯准备入侵”的猜疑与对峙。事实上，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打从俄乌战争爆发起，后冷战欧洲的安全秩序就已经崩溃，不论是围绕乌克兰战后安全保障的欧俄分歧，又或是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乌克兰，都是各方在基础已毁的背景下，企图协调新常态的拉扯碰撞。

裂隙早就出现

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洲安全的崩毁亦然。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OSCE）成为维护秩序的重要象征，关键在于，其成员并不仅限于西欧或欧盟，还包括巴尔干国家、俄罗斯、南高加索、中亚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两个北美国家。欧洲各国也普遍将冷战结束时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视为安全秩序基础，乐观地预判欧洲对抗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将是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时期，部分国家尤其认为，基于地缘政治中的“泛欧洲”逻辑，冷战后的合作型欧洲安全秩序应该纳入俄罗斯。

德国就是明显案例。从早期柏林的视角出发，欧洲安全秩序的组成，应该包括欧俄共同参与的区域安全机制；与此同时，德国也可以利用经济与社会政策工具，来促使俄罗斯向西方价值观靠拢。

而这种思维背后，当然来自历史的积累、抗阻美国宰制的潜流。

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就是美苏阵营对抗的前沿，并以自己的特殊位置与接触苏联的“新东方政策”，而成为东西之间的调解者，一直延续到德国统一。冷战后欧洲的多次冲突，德国也以自己作为欧盟大国的力量，致力发挥调解作用，尽量避免欧俄的全面性冲突，包括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及持续长达8年的顿巴斯内战。

但欧洲不只德国一个大国，还存在美国这个域外霸权。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内部就存在两种安全秩序愿景：一是延续过去的两极结构，由美国继续主导欧洲安全秩序；二是加强欧洲防务建设，打造欧洲成为与美平等的欧洲安全事务协商伙伴。

早期，德国就是后一观点的强力拥护者，主张在欧安组织内加强泛欧洲安全合作，认为俄罗斯应该平等参与欧安秩序塑造；但这种观点，受到有离岸干预传统的美英反对，并主张北约机制仍应是欧洲安全秩序的主导。正因如此，放眼冷战后数十年的欧洲，欧安组织在区域安全的功能被不断弱化，再加上俄罗斯经济一度衰弱，毕竟苏联解体的冲击过于巨大，这就导致欧洲仍处于一种“修正后的两极秩序”中。

换句话说，美国主导的北约仍在欧洲安全秩序发挥核心作用，即便德国等欧洲国家试图通过“相互交织机制”（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来构建错综复杂的欧洲安全秩序，北约却毫无疑问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诸如欧安组织等欧洲本土机制，最终沦为辅助性平台，或干脆只剩论坛作用。

可以这么说，两极结构的延续、无法涵纳俄罗斯，在冷战后的欧洲安全凿开第一道裂隙。

北约东扩与德国转向

接下来，基本就是德国无力阻止北约东扩，但同时深化对俄经贸的时期。

如前所述，德国主张建立泛欧洲安全秩序，并支持俄罗斯参与，即便德国曾是北约东扩的首轮推动者，这也主要出自东扩本身可为德国争取更多联盟资源、重塑前华约国家之间政经关系的考量；但之后的北约继续向东南欧、波罗的海与巴尔干国家扩张，就不再完全契合德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利益。

在德国看来，北约首轮东扩已经改善了欧洲安全，继续东扩势必无法兼顾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与安全利益，只会导致欧洲安全边际效益递减。换句话说，德国认为只有处理好欧俄关系，才能通过跨大西洋安全机制稳住俄罗斯，维持安全稳定的欧洲安全秩序。因此，德国明显在北约第二轮与第三轮东扩中，持续发出质疑声。

此外，从科尔（Helmut Kohl）到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德国明显承继了“新东方政策”战略思路，试图利用全球化经济机遇，促使俄罗斯在政治上“欧洲化”，德俄之间更因此建立深厚政经联系，这也导致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波罗的海国家与东欧盟友不断批评德俄特殊关系，德国政界更不乏质疑声。但一直到俄乌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俄罗斯仍是德国最重要的煤炭、石油与天然气供应国，占据德国35%的石油进口、50%的煤炭进口与55%的天然气进口。

显然，有别于美英坚持的“大西洋主义”、法国主张欧洲独立防务的“欧洲主义”，德国更倾向在两种主义间取得平衡，并也因此成为克里米亚米亚危机前的欧洲安全秩序支柱。

但这不表示危机不存在，事实上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就已经是欧洲安全崩毁的前兆：在俄罗斯看来，德俄关系已经不足以抵销北约东扩的压力。因此经历8年顿巴斯内战后，俄罗斯在2022年悍然开打全面战争，要以一己之力重塑欧洲安全格局。

而从后续发展来看，这步险棋也摧毁了作为欧洲安全基石的德俄关系，导致俄罗斯在欧洲内部已是基本“无人可谈”。确实，德国具有沟通欧俄的传统，但再怎么柔软跨界，德国本质还是一个欧洲国家、而非俄罗斯附庸，且其对俄交好的原始动机，并不视友俄本身、而是要借此维持欧洲安全，因此在战争这种激烈情境下，过去德国再如何长袖善舞，也必然转向“以实力求和平”的抗俄姿态。

德俄关系也从而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急遽恶化。冲突爆发仅3天，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就发表“时代转折”（Zeitenwende）演讲，要求德国推进安全与外交政策转型，并提出五项行动任务：第一，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第二，德国与欧盟一起加强对俄制裁；第三，德国加强对北约联盟防务贡献并增加在北约东翼驻军；第四，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提升联邦国防军防御力，并将德国国防预算提升至北约要求标准；第五，保留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的空间。

接著是2023年，德国发表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斥责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是对欧洲安全秩序的背叛，德国视俄罗斯为在可预见未来内，欧洲与大西洋地区的最大安全威胁。不仅如此，德国还突破战后70多年来不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的原则，成为继美国后对乌军援最多的国家。

即便2025年新政府上台，德国仍视俄罗斯为对欧安全最直接与最大威胁；甚至特朗普第二任期后，美国有意减少对欧安全保障的承诺，德国却反转过去角色，开始致力于说服美国支持欧盟“援乌抗俄”，并承诺提升国防支出、增强欧洲防御能力。

例如新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不仅对援助乌克兰金牛座远程导弹持开放态度，更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和远端武器采购支持，更在近日的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事件上，扮演要求美国正视威胁的强悍角色。

显然，俄乌战争虽源自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挑战，却也改变了曾经的潜在盟友，德俄关系也为此剧烈质变。即便现在已是俄乌战争进入收尾的下半场，各种谈判不断拉扯进行，已经崩溃的欧洲安全秩序却很难回到从前。沿著战火终结的道路前进，新的欧洲安全秩序如何面对俄罗斯，仍是没有答案的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