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近十年的国际政治现实，那或是世人以为自己在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看见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但事实上，世人看到的始终只有同一个美国，只是“美国霸权的双面性”作祟，换个人执政，用不同方式挣扎而已。

1月3日，美国突袭委内瑞拉、跨境挟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震惊全球，随后美军在北大西洋与加勒比海扣押与委内瑞拉相关的受制裁油轮，甚至与俄罗斯潜舰形成高风险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接高调宣称“美国需要格陵兰”，甚至不排除动用武力。这些事件本身当然足以成为新闻头条，但若只停留在“特朗普又做了什么疯狂决定”，反而遮蔽了真正值得警惕的结构性问题：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霸权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

换言之，这不是特朗普的个人政治，也不是对前任拜登的执政风格进行修补，而是美国霸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现出的“双面性”。

回顾时间轴，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国际舆论一度震惊，许多评论将其视为“异端”、“黑天鹅”，认为他的民粹语言、单边主义与对盟友的粗暴态度，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背叛。那是一种将特朗普视为“偏差值”的解读，私以为只要等他下台，世界就能回到“正轨”。

这种期待，在2020年拜登胜选时达到高峰。拜登上任后，迅速重返多边体制、修补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重申民主价值联盟，仿佛熟悉的“美国老大哥”终于回来了。对许多国家而言，拜登象征的是可预期性、可沟通性，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舒适感。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拜登或许确实比较“体面”，但他并没有改变美国霸权的运作逻辑。在拜登任内，美国并未放弃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而是将特朗普时代的单挑式对抗，升级为联盟化围堵。从科技管制、供应链重组，到对半导体、先进制程与关键矿产的系统性封锁，拜登政府只是换了一种更符合自由主义叙事的包装，核心仍然是确保美国霸权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这正是“美国霸权双面性”的第一层意涵：特朗普的霸权是赤裸的、交易式的、毫不掩饰的，而拜登的霸权展现则是偏向制度化、价值化，语言使用上更温和而已，但两者服务的，都是同一个目标：美国利益至上。

因此，当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来、二度入主白宫，世界再度陷入震荡，其实只是回到一条早已存在的轨道。去年4月，特朗普拉高关税、推动“对等关税”冲击全球市场，再到本月，他再以军事与司法名义突袭委内瑞拉，公然践踏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原则。然而，特朗普这些行为固然粗暴，却并非对美国外交传统的颠覆，而是将美国霸权中最不体面的那一面，毫不修饰地摊在阳光下。

可以说，正是在“特朗普—拜登—特朗普”两人三任轮番执政的对比下，让中国外长王毅那句“从不认为哪一个国家可以充当国际警察”的警告还嫌说得不够透澈，更准确来说，当是“拜登证明了美国当不好世界警察，但特朗普证明了美国可以当好霸权恶棍”。

回顾拜登任内试图以价值与规则领导世界，却在中东、乌克兰等多重战场上显得力不从心，后特朗普在第二任执政则“驾轻就熟”，干脆放弃道德说辞，用最直接的权力语言告诉世界，规则只是工具，霸权才是本质。

这种现实，对照1992年法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显得格外讽刺。福山在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下，乐观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竞争将告一段落。然而，晚近十年“特朗普—拜登—特朗普”的连续执政，恰恰说明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回到了更赤裸的权力政治。

相较福山的失败，真正被反向证成的，反而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攻势现实主义”。在他的理论框架下，大国无法真正满足于现状，因为安全永远是不够的，霸权必须不断扩张、排除潜在竞争者。是以，美国无论由谁执政，都难以跳脱这种结构性压力。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与拜登的差异，更像是同一场挣扎的两种表现方式：一个选择公开对抗、不讲武德，一个选择结盟围堵，讲究话术。结果两人不过代表了“美国霸权的双面性”，只是一个既当不了警察，另一个做满了恶棍，唯事实上，他们都受困在同一个“修昔底德陷阱”里，只为确保美国的霸权维续而死命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