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25年的“特朗普冲击”始于对等关税，那么2026年的震荡起点无疑就是委内瑞拉变天：美国在1月3日直接掳走总统马杜罗（Nicolas Maduro），并且表态掌控石油、接管国政。

可想而知，这种作法不仅引爆拉美的中左翼国家反弹，也在全球乃至美国内部引发批评，毕竟从极限施压到抓走总统，美国所为已不仅是简单的跨国执法，而是颠覆政权的地缘布局。这就恰好连结冲突本身的背后经纬：这次事件并非单一的区域与历史孤例，而是某种大国意志与博弈的往复循环，既贯穿美国对于拉美的漫长干涉，也一次切开国际政治的两大剖面。

首先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真实样态。从历史发展来看，这套秩序始于1945年，以冷战之下的美国为核心，涵纳主权平等、捍卫安全、开放市场、自由民主四套规范，并在苏联解体后逐渐席卷全球。而毫无疑问，这次美国入侵践踏委内瑞拉主权，就等于是从核心直接爆破秩序。

不过问题在于，这也不是“秩序”的首次碎裂，甚至不是“核心”的初次犯规。因为回顾过去，“自由国际秩序”看似理想平等，其实始终存在阶级：小国可以通过联合国宪章及其附属公约，勉强争取“形式平等”的脆弱屏障；但在秩序的实际运作上，大国就往往享有更多发言权，既能制定规则、实践领导，更能凌驾规范为所欲为，例如长期干涉拉美又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的美国，以及把中亚当后花园又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基本都是用对撞、绕过“自由国际秩序”的方式，来推进自己“间接统治”的大国意志。

再来就是持续辐射的中美博弈。众所周知，除了反毒名目与选举算计，石油无疑是这次美国出兵的最大关键，而这就连动中美博弈的影响力消长。一来，委内瑞拉的最大原油买家就是中国，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EIA）数据，2023年委内瑞拉有近三分之二原油出口到中国；二来，“以油换贷”无疑是中国投射影响力的重要模式，且这套模式不只是为马杜罗政权提供政治与经济支持，也在技术输出、探勘矿产、铁路兴建的配套下，促进中国相关企业与工程在当地生根。

因此，中委双方的持续靠近，其实并不只有能源意义，而是反映了多重的支点价值：第一，这是“一带一路”深入拉美的缩影，也是当前美国所不乐见的“后院隐忧”；第二，马杜罗作为拉美少数主打反美的政权，其存在本身就是“后院秩序”一大破口；第三，由石油交易衍生的结算机制，已经成为石油美元与人民币国际化博弈的一环。

从这个脉络来看，此前中美围绕巴拿马运河的博弈，其实已经拉开拉美角力的序幕，只不过主角不是石油、而是港口与水道，巴国政府与相关企业则因此怀璧其罪。再看这次入侵委内瑞拉，美国同样在行动前制裁4家牵涉委内瑞拉油业的中国公司；行动后则放话掌控石油，明显是要截断“以油换贷”的合作模式，同时连带清剿中国资产与影响力。

当然，有鉴于委内瑞拉目前动态不明，美国的支配进度也必须打上问号。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会是美国干涉拉美的终点，也不会是中美博弈的完结。而与委内瑞拉变天同步延烧的伊朗动乱，似乎就预示了另一场角力的开演。

美国想如何改造伊朗？

时间回到12月28日，因为不满通胀飙升、食品价格上涨、里亚尔重贬，伊朗商贩开始大量上街，之后伴随各处大学响应、不同社群集结，示威又在全国蔓延，如今已演变为2022年“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又名头巾示威）后的最大规模动乱。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施压也同步升级。一开始，美国国务院对示威者表示支持，接著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月2日表态称，如果伊朗暴力镇压示威者，美国将会介入；1月3日委内瑞拉变天后，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迅速在X上嘲讽，“如果我是伊朗领导人，我会去清真寺祈祷”；1月4日特朗普再警告，如果伊朗当局升级对示威活动的镇压，美国可能介入、伊朗将“遭受重创”。

不过即便美国没有出手，伊朗局势其实也已不容乐观：里亚尔暴跌至历史新低，央行行长法尔津引咎辞职；出身改革派的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虽然宣称“我们正与以色列、欧洲、美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却也同时坦承“如果不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我们就会下地狱。”

显然，即便伊朗近年积极动员“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在中东树立反美反以的强硬形象，甚至一度迫使海湾阿拉伯国家低头，却也始终无法挽救经济伤口，并且导致了政权的持续溃烂。而这种现象也同步证明，即便美国没有像干涉委内瑞拉般直接入侵、用军事力量颠覆伊朗政权，却已明显在经济制裁、民主推广（Democracy Promotion）的多年攻势下，逐渐掏空了1979年革命的正当性，并将神权政府推到危险边缘。

而这种“间接统治”的现实操作，其实广泛体现在美国对于中东、拉美的长期干涉上，目的就是确保在“自由国际秩序”的表皮下，维持一套美国主导的层级秩序。说得更直接，就是迫使被施压方产出相对符合华盛顿利益的对外政策，对委内瑞拉来说是停止反美、交出石油、疏远中俄；对伊朗而言是停止用“抵抗轴心”包围以色列、停止集结中东的反美势力，并与中俄拉开距离。

当然，美国不是不想“直接统治”，只是这种作法往往附带高昂成本，例如美军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直接入侵，最后也还是要回到扶植政权的道路上。但即便如此，伴随美国的干涉力道下降，两国的亲美政权也终究异变：伊拉克被伊朗的“间接统治”持续渗透，如今德黑兰在伊拉克不仅拥有各种代理政党，还有庞大民兵；阿富汗则直接在2021年变天，曾经的亲美精英大量流亡，反美的塔利班入主中央。

可以这么说，间接统治虽然等同大国干涉，却也有方法与程度之分。而聚焦伊朗案例，美国的间接统治主要展现两种变形：发生在1979年革命前的政权颠覆，以及1979年之后的促成改革派掌权。

首先是政权颠覆，案例就是1953年的伊朗政变。当时伊朗首相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意图将石油国有化，引发了美英紧张，两国于是结合伊朗内部的反摩萨台势力，由沙阿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颁布法令罢免摩萨台，美国中情局则收买帮派、教士、政客、军官等团体，对摩萨台政府进行了全方位围剿。最终，政变成功、巴列维掌权，美英得以共享伊朗的石油财富，直到政权在1979年被苏联支持的伊斯兰革命推翻。

显然，这种作法能够迅速收效，却也附带重大缺陷，那就是容易催生大量反美情绪，导致各种阵营在“反美”旗帜下集结，最终再度摧毁被扶植的政权，1979年革命就是代表案例：左翼、教士、自由派、军队全都站到了巴列维对立面，原本评估示威不成气候的美国，最后也只能接受政权垮台的意外结果。

再来是促成相对亲美的改革派掌权，套用在伊朗的案例上，就是以长期经济制裁与民主推广，持续削弱保守派能量，促使改革派在选举中获胜。不过这种操作首先要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伊朗存在路线之争，而现实也的确如此，2009年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就是证明。

表面来看，这次冲突起于总统大选争议：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指控时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选举舞弊；但深入底层，改革派无疑进行了高强度动员，包括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前议长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都出面号召抵制结果，示威者甚至奉已经去世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为精神领袖，开始了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政治围剿。

虽说从结果来看，改革派并没有心想事成，冲突最终停在镇压枪响中，穆萨维、卡鲁比也遭到软禁，但“绿色革命”作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大示威，所揭露的政权裂痕已经不容忽视：即便霍梅尼为巩固革命路线，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梅内伊、取代主张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泽里，改革派却还是在20年后全方位崛起；而构成示威主体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产，则明显与烈士政治、伊斯兰革命等话语严重疏离，所以一经改革派号召动员，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妇女平权。

当然，改革派不能等同“美国代理人”，但与保守派相比，这群人毫无疑问是美国相对理想的互动对象。因此当前者在2013年大选中成功统一战线，促成立场温和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就明显和缓，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JCPOA）因此应运而生。

不过这种解禁制裁换政治转向的做法，最终还是败给双方内部的各自抵制。首先是伊朗，即便美国可以通过制裁与宣传削弱保守派，营造有利改革派胜选的选举环境，却还是突破不了制度的高墙：那就是总统之上还有最高领袖，也就是霍梅尼钦定的保守派接班人哈梅内伊；而最高领袖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可以在选举中轻松取消候选人资格。基本上这就注定了一个现实：无论总统如何替换、国会如何改选，伊朗都很难真正亲美，也不会停止动员“抵抗轴心”。

再来是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或许基于撤出中东的考量，愿意用核协议缓和与伊朗的对峙，特朗普政府却明显不肯萧规曹随。这背后或许来自以色列的大力游说，也或许受到蓬佩奥（Mike Pompeo）等强硬派牵引，总之从结果来看，美国在2018年单边退出了核协议、开始对伊极限施压，改革派在伊朗的政治能量也因此受到重挫。

但这不代表保守派就能渔翁得利。事实上从后续发展来看，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民主推广，所发挥效力已经不在促成改革派上台，而是要促成神权政府垮台，近年几场大型示威就是例证。

例如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导火线虽是燃油价格上涨，走上街头的却不只有财富被腐蚀的城市中产，还包括原本在“绿色革命”中坚定支持保守派、哈梅内伊的底层民众。这就揭露一个骇人现实：“绿色革命”或许停在了路线之争，“血腥十一月”却已上升为对神权政府的反对、对1979年革命体制的愤怒。

而这种动员结构，也同样被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始于2025年12月的反通胀示威继承，并且反复重演类似情境：不论议题属性，示威的最终诉求都是推翻政府；只要出现导火线，结果就是全国规模的星火燎原。当然，保守派政府执行宗教规范的强悍立场、对于普遍贪腐的视而不见、面对阶级分化的毫无作为，也同样在民怨滔天上难辞其咎。

可以这么说，美国或许无法在伊朗重演1953年的直接颠覆，却正通过经济制裁与民主推广，搭配伊朗政府的治理失败，将局势愈发推向1979年的革命氛围。

加沙战争后的美伊博弈

当然，爆发多次大型示威本身，也或许是某种韧性的反面证明：神权政府确实千疮百孔，却也始终溃而不崩，所以能够不断来到危险边缘，却又屡屡化险为夷，这次或许也会如此。

但即便是这样，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只要制裁枷锁没有卸除，教士与革命卫队作为“新贵族”的现实未改，下一次的燎原星火就是随时倒数，美国的间接统治也就永远有操作空间，尤其是在加沙战争之后的中东。

如前所述，美国干涉伊朗的终极目的，就是推进以下战略目标：迫使伊朗停止用“抵抗轴心”包围以色列、不再集结中东的反美势力、开始与中俄拉开距离。虽说这些目标都相当遥远，但美国其实已经通过加沙战争意外达成阶段性目标，那就是促成叙利亚变天。

而这本身其实牵涉了两种间接统治的消长：一种是以美国为首，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理人，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环环相扣的中东亲美秩序；另一种是以伊朗为核心，各种民兵、失败国家反对派为代理人，突出军事力量的反美反以武装带，其实也就是“抵抗轴心”。

可以这么说，不论“抵抗轴心”有没有道德正当性，其本质都是伊朗对于阿拉伯国家破碎地带的间接统治，这也注定了伊朗很难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真正和解：在内战后疲软的黎巴嫩扶植真主党、在南北内战下的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拒绝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的加沙武装哈马斯、在被反抗军围剿的叙利亚援助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在经历美国入侵的伊拉克培养什叶派民兵。

基本上，这套秩序确保了伊朗的地缘影响力，也构筑了外于海湾、围堵以色列的反美地带，所以能够迫使沙特放弃对峙点头复交，甚至在2023年策动哈马斯成功闪击以色列。当然，闪击成功不等于打赢战争，从后续发展来看，即便哈马斯仍在抗拒解除武装、以色列不算心想事成，“抵抗轴心”都已因为战争伤痕累累，而这无疑来自美国与以色列的左右夹击，包括重伤哈马斯、削弱真主党，以及促成叙利亚变天。

不过所谓变天本身，其实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最一开始，美国或许只想牵制伊朗，所以偕同土耳其形塑一波叛军攻势，要迫使德黑兰抽调力量回防叙利亚，放弃对加沙、黎巴嫩的挹注。但没想到阿萨德政权如此不堪一击，再加上俄罗斯又同时深陷乌克兰，叛军基本上是一马平川、一路挺进，只用了8天就迫使阿萨德逃亡。

而这种发展无疑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伊朗丧失贯通黎巴嫩、伊拉克的地缘孔道，“抵抗轴心”即便没有崩解，也很难回到巅峰状态；第二，美国开始偕同以色列、土耳其、沙特在叙利亚建立间接统治，由以色列与土耳其分别渗透南北地块，沙特带领海湾国家进行经济挹注，美国则逐步解开对叙制裁。当然，俄罗斯最后还是通过经济援助与政治协商，成功保住了在叙军事资产，但这终究不及变天前的大权独揽，伊朗就更不用提。

总之，叙利亚变天来自加沙战争对于伊朗的持续削弱，并且导致美伊两种间接统治的此消彼长。可是即便如此，“抵抗轴心”也仍在运作，失去叙利亚的伊朗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反而是在加沙战争后持续对也门、伊拉克、黎巴嫩运送导弹。这就揭示一个区域动态：只要神权政府没有瓦解、伊朗能争取足够时间，受伤的“抵抗轴心”就还是会在未来持续围堵以色列，同时巩固伊朗版间接统治形塑的反美武装带，并与美国版间接统治打造的亲美空间继续对峙。

显然，这就连结前述的伊朗政治动态：不论总统如何更换，只要哈梅内伊在任、革命卫队势大，伊朗都不可能放弃“抵抗轴心”走向亲美。当然，这也会同步强化美国与以色列釜底抽薪、颠覆伊朗政权的决心，毕竟打上地面决战或许胜负难分，内部爆破却是有机会一劳永逸。

而从现实局面来看，这也不全是美以两国一厢情愿。毕竟聚焦这次示威，许多民众都喊出了“نه غزه نه لبنان جانم فدای ایران”，也就是“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基本上这句口号从2009年“绿色革命”开始，就一路贯穿后续动荡，包括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始于2025年的反通胀示威，反映伊朗内部对于“抵抗轴心”的严重对立，以及对于政府不顾民生、穷兵黩武的强烈反感。

而这毫无疑问是美国与以色列最好的施力点，也是神权政府必须面对的统治危机。就算这次示威最终沉寂、美以没有心想事成，伊朗也很难靠著镇压永远回避问题，尤其是在上层教士与革命卫队吃香喝辣、高谈反美激情，底层民众却连鸡蛋都买不起的现实里。

中美如何博弈中东？

不过淡出伊朗、聚焦中东，中美博弈又是另一番视角。

许多分析都认为，一旦伊朗如同委内瑞拉变天，中国的中东布局便是满盘皆输。平心而论，政权更迭确会影响对外关系、冲击所有投资，正如委内瑞拉变天，对中国也不是无关痛痒。但要说是“满盘皆输”，恐怕就误读了伊朗在中国中东棋局的角色与份量。因为聚焦中伊这段关系，始终是伊朗更需要中国，而非中国必须依赖伊朗。

这就涉及1980年代开始的外交转型。众所周知，经历1970年代的革命狂潮、毛主义外交后，中国便不再支持中东、拉美各地的反政府武装，而是改以“不输出革命”的平实姿态，最大程度修补同西方、乃至中东拉美政府的正式关系。显然，这种做法对应了全球左翼浪潮消退的背景，也契合中国自身的实际发展需求。

在这种脉络下，已经在1979年转向反美、又身负制裁枷锁的伊朗，自然就不会是中国的中东布局首选。一来，这类政权的存续风险较高，可能因为美国颠覆、制裁重担而瞬间垮台，不是理想的战略焦点，也不适合进行大量战略挹注；二来，在中东各国政府普遍不反美的现实下，过度靠近伊朗必然损害整体外交布局，导致与其他区域大国的离心，尤其是在近年虽与伊朗和缓、却始终存在心结的海湾阿拉伯国家。

基本上这两大考量，也就贯穿了中国近年的中东外交动态。

首先是石油贸易。确实，从2018年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极限施压起，中国就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甚至有第三方数据显示，约90%的伊朗原油出口到了中国，足见北京是德黑兰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不过从北京自身视角出发，情况恐怕就相对耐人寻味。关键在于，中国真正的原油进口大宗，其实始终是与伊朗同在中东的沙特，以及同为产油大国的俄罗斯，双方长期在一、二名轮流，伊朗原油的进口量反而没有名列前茅。当然，这其中或许涉及规避制裁的“转口”操作，却也还是说明一个现实：在石油贸易上，中伊的互赖程度并不对等，这背后当然有一定的地缘风险考量。

再来是中东的“一带一路”部署，中国同样把长期重点放在具有更大经济潜力、相对亲美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而非受到制裁、立场反美的伊朗。

证据就是2014年开始的中阿“1+2+3”合作格局规划。其中“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持续深化油气领域的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中阿在重大发展专案、标志性民生专案上的合作，并规划将中阿贸易额从2013年的2,4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0亿美元，以及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2013年的1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亿美元以上；“3”，则是以核能、航太卫星、新能源三大领域为突破口，设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共建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训中心，研究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落地阿拉伯专案。

而观察之后的10年进展，也确实是依循前述路线推进：在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前10名中，有一半以上是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2021年的中阿3,000亿美元贸易额中，光是与海湾国家的贸易额就超过2,000亿美元。

人文领域的交流当然也同步进行。例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就在2023年新设“石油工程＋阿拉伯语”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录取生可在第一、二学期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习石油工程专业相关必修课程，第三至第五学期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阿拉伯语专业必修课，第六学期赴阿联酋开展生产实习，实际接触国际油气项目，第七至八学期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完成学位。与此同时，中国也持续在阿拉伯世界扩展汉语教育的版图，截至2022年10月，已有阿联酋、沙特、埃及、突尼斯4个阿拉伯国家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5个阿拉伯国家在高校开设中文院系，13个阿拉伯国家建有20所孔子学院、2个独立孔子课堂。

毫无疑问，这种布局强化了中国与阿拉伯的经贸互赖、能源战略、基建合作，也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形塑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助缓冲美国营造的“中国威胁论”。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阿能在2024年召开第一届峰会，并也即将在2026年召开第二届，持续推进北京在中东的重点战略：与海合会国家签署自贸协议。

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只注重反美意识形态、舍弃发展规划，也就不会有当前面向中东的全方位战略，而是更可能被锁进“抵抗轴心”与美国、以色列的无尽缠斗里，失去耕耘海湾的发展机遇。无独有偶，这也是中国面向拉美的一贯姿态：既要与反美政权来往，更要与其他区域国家交朋友，甚至出于风险考量，后者顺位往往高于前者，所以“一带一路”不只连结委内瑞拉，更向南美其他国家延展，中国更是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等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

如果不了解这种背景，也就容易陷入某种地缘政治的“轴心”思维，认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中国理应为所有反美政权的存续负责，因此不断期待中国能在某些时刻“出手”、或是认为失去某国就会“满盘皆输”，其实都是同一思维的两面体现；但问题在于，所谓“轴心”或许有其政治意义，却不是经贸与战略的完整现实，中国不会为了支持伊朗站到所有区域国家的对立面，也不会为了保住马杜罗而与美国在拉美决战，因为这些风险从一开始就已被刻意分散。

归根结柢，大国外交有其历史积累的复杂性，也必须回应变动环境的现实需求。革命外交曾是一段时间的中国外交主流，却不能贯穿当前复杂的地缘布局，正如中国当然是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这不代表中国只能有一个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