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25年12月的伊朗示威，不只引来特朗普（Donald Trump）频繁放话、力求表现，似乎也让德黑兰的地缘宿敌同样兴奋，那就是曾与伊朗爆发“十二日战争”的以色列。

早在12月29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就通过波斯语推特帐号“公开作业”，呼吁伊朗民众上街参与示威，甚至透露摩萨德人员也将渗透其中，“我们与你们同在，不仅仅是在远处和口头上，我们也会与你们并肩作战。”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起初还扭捏作态，称因为担心被德黑兰当成转移焦点的工具，所以自己不会对示威进行公开表态。问题是整个以色列政坛已几乎陷入狂热，不仅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在X上呼吁伊朗人民“站出来”，还有两位现任部长分别用波斯语发文、戴著写有“让伊朗再次伟大”（Make Iran Great Again）的帽子自拍。

于是内塔尼亚胡终于在1月4日“千呼万唤始出来”，表示以色列“认同伊朗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和正义的斗争”，并称这次示威“很有可能”标志伊朗人“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刻。1月5日，以色列安全内阁更是召开长达五小时的会议，之后内塔尼亚胡批准了名为“铁拳行动”（Operation Iron Strike）的军事计划，据媒体透露，当中可能涉及对伊朗的打击，只是具体内容有待公布。

显然，在伊朗爆发动乱的背景下，以色列有意趁其不备、摧枯拉朽，继续2025年6月未完的“十二日战争”。不过这也同时揭露一个关键：如果没有美国陪同入场，以色列基本很难单挑伊朗，且正如“十二日战争”证明，以色列虽可以精准打击伊朗，伊朗导弹却不是无法穿透以色列防空系统，而在美以两国都无意派出地面部队、美国又投鼠忌器的情况下，这场冲突只能不了了之。

如今以色列虽有意继续未完的棋局，却也还是要看特朗普的最终决策。但同样的灵魂拷问始终存在：如果伊朗神权政府没有因为示威从内部垮台，美国与以色列光轰炸其实不足以摧毁政权，最终还是要派出地面部队；而任何政治动荡下的外部攻击，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伊朗内部团结，同时支持政府对外反击。换句话说，摆在美国与以色列面前的伊朗难题，并不只是敢不敢、能不能，还有一击未成后续怎么办。

当然从特朗普眼下表现来看，军事行动似乎未必是唯一手段，且有鉴于伊朗政府逐渐控制秩序，特朗普似乎又回到惯用的经济施压：宣称要对所有与伊朗贸易的国家加征25%关税。虽说这种招式莫名其妙、会否真的落地不得而知，但相关发展明显脱离了以色列的原始期待，也就是釜底抽薪直接推翻伊朗神权政府。

不过在内外情势创造需求的现实下，尽管这次“梦想落空”，以色列还是会继续与伊朗的地缘对峙，并且寻隙拉扯美国入场，设法重启未完的“十二日战争”。

内塔尼亚胡需要选情强心针

首先从短期内部需求来看，由于以色列将在2026年10月迎来新大选，内塔尼亚胡显然需要一剂刺激选情的强心针。而关乎安全的伊朗议题，当然是加沙战争之后的首选。

根据1月8日以色列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仍处于领先地位，如果选举在当下举行，利库德集团将能获得25席，接著是前总理贝内特新创的“贝内特2026党”（Bennett 2026），将能获得21席，再来是位居第三的“民主党”（The Democrats），预计可以获得12席。

而关于谁“最适合”接任总理这一题，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仍然领先各个潜在对手。在与前总理贝内特的互比中，有39%的受访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更合适，另有34%的受访者认为贝内特更适合，其余受访者则回答“两者都不合适”或“我不知道”；在与前总理、未来党领袖拉皮德（Yair Lapid）的对决中，内塔尼亚胡获得了42%的支持率，而拉皮德获得了25%的支持率；在与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的对决中，内塔尼亚胡获得了40%的支持，而艾森科特获得了30%。

表面来看，内塔尼亚胡与利库德集团可谓双双领先。但问题在于，这种领先并非一骑绝尘。众所周知，利库德集团虽然一直是国会最大党，却在近年苦于寻求盟友共同组阁，关键就是以色列国会共有120席，掌握61席才能真正执政，但利库德集团近年始终在20席到30席徘徊，必须与盟友共同组阁才能真正过半；可是在内塔尼亚胡掌权多年的背景下，各方挑战者来势汹汹，许多政党大有取而代之的意向，而非成全利库德集团继续霸占权力宝座。

而短暂的成功先例，就是2021年到2022年的这段期间，由贝内特与拉皮德成功统合所有反内塔尼亚胡政党，成功取得过半席位组成轮值政府，预计先由贝内特担任总理到2023年8月，再由拉皮德将接任总理至2025年。但之所以说是“预计”，就是因为这届政府连贝内特都没能做完就垮台，结果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总理任期只是按下了暂停键1年，就马上在2022年底重启。

可是这次重启也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内塔尼亚胡还是要面对“无人可盟”的困境，最后只好与极右小党、宗教政党勉强抱团，这才成功重回总理宝座。但这种结盟也是危机重重，例如在加沙战争情境下，许多极右盟友反复威胁内塔尼亚胡：只要同意停火就退出内阁让政府垮台，问题是其他在野党也同时拷问内塔尼亚胡：为何不先停火救回人质。最后如果不是特朗普以“20点和平计划”为内塔尼亚胡解套，情况恐怕还在政治泥淖中轮回。

如今加沙战争已经结束，内塔尼亚胡的民调虽然还维持领先，利库德集团的席位却没有显著增长，前总理贝内特则是卷土重来，明显想要重演2021年推倒内塔尼亚胡的情境，即便其当下支持率还没超越内塔尼亚胡，却已在一片反对者中杀出重围、位居第二；正如“贝内特2026党”虽然还没击败利库德集团，民调席位却稳定保持在20席以上，持续紧咬利库德集团。

在这种双方紧咬、距离大选还剩9个月的背景下，任何话题都可能是拉开差距的重要因素，这点不仅作为防守方的内塔尼亚胡清楚，作为进攻方的贝内特同样心知肚明。因此如何应对突然炸裂的伊朗情势，就成为双方必须回应的政治问题，而民意倾向就是个中关键。

根据以色列1月民调，对于伊朗局势升温“以色列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有40%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应该对德黑兰采取行动”、37%的人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对其采取行动”、23% 的人回答“我不知道”。而面对黎巴嫩真主党始终不肯解除武装，“以色列是否应该对真主党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则有57%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应该发动军事行动”、25%的人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发动军事行动”、18%的人回答“我不知道”。

显然，以色列民意整体希望根除外部威胁，但又考量行动对象的军事实力可能附带的后续成本，因此在是否该对真主党采取行动的回答上，正反差距远大于针对伊朗。但归根结柢，都是应该行动大于不行动。这就解释了贝内特与内塔尼亚胡为何先后积极表态，目的显然就是在“战争余温”的情境下，为即将到来的选战蓄积能量。

而从内塔尼亚胡与贝内特持续相争的背景来看，这不会是前者唯一的选情强心针，也不会是后者的最后一支。

战争带来的变与不变

不过前述政治表态所揭露的深层现实，其实是加沙战争对以色列与中东的深刻影响。显然，战争改变了一些过往，却没有将现实完全改写。

首先是战争带来的变化。毫无疑问，2023年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已经显著改变以色列社会的安全思考。10月7日前，以色列的主流安全思路大体如下：密切关注伊朗的核计划进展、为与真主党不可避免的对抗做好准备、设法推进与海湾国家外交关系、管控并遏制哈马斯。

尤其针对后者，以色列采用俗称“割草”的方式，也就是每隔几年就对加沙祭出几轮空袭，同时推进“铁穹”等防御措施，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然，这种作法源于一个基础假设：哈马斯不太可能从加沙大举侵入以色列，即便有意如此，也只能进行杀伤力不强的小规模渗透。与此同时，作为管控哈马斯的两手策略，以色列也通过开放援助进入加沙，来“鼓励”哈马斯拉长暴力冲突的周期。

但从后续发展来看，以色列的假设大错特错。“阿克萨洪水行动”证明了在伊朗协调下，哈马斯还是能成功让上千名武装人员攻入以色列，“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也能从多方向牵制以色列行动，例如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炮攻势，就迫使以色列从北境疏散10万以上居民。

当然，从国际舆论的视角来看，以色列大开杀戒、手染鲜血，确实是无可否认的战争屠夫；但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前述事件无疑加深了自己与犹太民族、国家的“受害者连结”，最终也导致了社会与政坛的集体“再右转”。

首先，以色列人对冲突本质的理解有所变化，已不认为冲突根源是基于两国方案的领土诉求，而是“敌对势力”对以色列存在的否定，因此自我回撤、让出土地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是会造成对方进逼。一项针对所有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民调就发现，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民意从战前的69%上升到战后的79%。

以色列议会也在2024年7月通过一项决议，明确拒绝在“约旦河以西的任何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该决议以68票赞成、9票反对获得通过，也就是所有执政联盟政党、右翼、中间派反对党都投了赞成票，阿拉伯政党则投了反对票，未来党和工党则投了弃权票。

其次，“先发制人”在以色列社会也愈发有政治与民意基础，包括以军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在2024年12月入侵叙利亚、在2025年6月对伊朗发动“十二日战争”、在2025年9月对卡塔尔哈马斯领导层发动袭击，第一时间都起到推升民意的作用，并且没有在政坛受到太多掣肘。

2025年11月，中间派反对党领袖甘茨（Benny Gantz）甚至提出回归“1948年思维模式”和建立新安全理论的方案，呼吁从“冲突管理”转向“主动出击”和“预防威胁”，包括发起一场“旨在消除伊朗政权构成所有重大威胁的广泛行动”以及“在边境以外建立缓冲区”。

当然，战争也有留下“并未改变”的底层，不过这个底层同样会促成以色列“再右转”与倾向先发制人，那就是“抵抗轴心”的溃而不崩。

首先是经历“十二日战争”的伊朗。虽说在美以轮番轰炸下，其核计划已被推迟数年，核技术知识却仍然存在，浓缩铀更是存量未明。正如伊朗导弹库和制造基地虽已缩减，却据估计仍保留有1,000枚以上的可用导弹。

再来是黎巴嫩真主党。经历以色列大规模清扫领导、直接地面入侵，其指挥结构已被掏空，对以色列的导弹威胁也大幅减少，更失去在黎巴嫩政坛的主导地位。再加上叙利亚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垮台，从伊朗经叙利亚的陆路补给线也岌岌可危。但即便如此，真主党还是保持组织，并且开始任命新指挥官，同时持续重建武器库、抗拒解除武装。

接著是哈马斯。显然，经历战争重创，哈马斯失去了对加沙约一半地块的控制权，并且损失许多经验丰富的战士、包括先后阵亡两位领袖。但即便如此，哈马斯依旧统治著加沙大部分人口，并拥有组织严密、具备治理能力的民兵，能击溃内部反对势力。如果特朗普的“20点和平计划”还是原地打转，也就是以色列拒不撤军却也无法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那么后者恐怕能够宣布自己版本的“胜利”：大规模劫持人质为筹码、包括劫持加沙数百万人，来确保自身生存并继续战斗的策略有效。

显然，前述种种，不论是整体右转与倾向先发制人、又或是“抵抗轴心”溃而不崩，这些加沙战争后的“变”与“不变”，都成为如今以色列面向伊朗示威见猎心喜，甚至暗中策动、加以利用的根源。只不过关键问题还是如前所述：如果没有美国“陪同入场”、甚至派出地面部队，光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成事。

归根结柢，加沙战争的极限拉扯，其实就是以色列与伊朗漫长对峙的缩影：正如哈马斯打不赢，以色列也打不进去；伊朗对以色列或许只能围堵，但以色列也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