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达成协议到7月战争重启，美伊停火还未真正进入核谈判深水区，就已经被海峡危机炸回原点，甚至衍生了战争扩大的新风险。

首先就是作为导火线的“阿曼水道”，这也正是海峡僵局的核心体现：早在美伊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双方就对海峡未来“各执一词”，美国强调海峡的彻底自由航行，伊朗却主张将在60天后开始收费。斡旋其中的阿曼于是设法“迂回前进”，也就是表面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就海峡未来管理达成协议，私下却与美国合作开辟伊朗控制外的新航线，设法巩固海峡自由航行的既成事实。

显然，阿曼虽然能与伊朗沟通对话，却终究不能摆脱亲美的海湾国家底色，只好在安抚伊朗之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但这种极限操作直接触发了德黑兰反扑：6月25日，伊朗以“船舶不能穿越未指定的航线”为由，袭击一艘航经阿曼水道的船舶，引发美国对格什姆岛（Qeshm Island）、伊朗南部沿海祭出报复性打击。

之后就是类似场景的恶性循环、反复升级：伊朗不断攻击使用阿曼水道的船舶，美国于是陆续在7月7日撤销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在8日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在13日正式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战争、在14日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随后就是各方导弹与无人机的此起彼落：美国为了海峡问题空袭伊朗，伊朗于是开始打击海湾各国，甚至连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都成为报复对象。如今随著美国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也开始攻击海湾各国的海水淡化厂、电厂、炼油厂，甚至造成美军新伤亡，引发了后者的更强烈空袭。7月18日，伊朗宣布停止履行早前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Donald Trump）则称自己毫不在意伊朗是否履行，并誓言将为美军伤亡祭出“强烈报复”。

再来就是与海峡危机同步升温的沙特、胡塞武装对峙。7月13日，美国正式重启对伊战争当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同步行动，以“阻止来自伊朗的飞机降落”为由，对也门萨那机场的跑道进行轰炸。虽说攻击本身并没有造成伤亡，却直接导致胡塞怒火冲天、推升了也门与红海局势：先是在13日打破2022年以来的停火协议，对沙特发射导弹，又在20日无预警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且威胁关闭曼德海峡。

基本上，这条支线虽然是从也门内战的脉络爆发，却无疑连动了美国与伊朗的代理冲突。因为根据美媒Axios披露，沙特其实早在9日就向美国表示：“出席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丧礼的胡塞代表团，可能会在回程专机上夹带伊朗军备与军事顾问”，因此沙特要为后续的可能打击请求美国“开绿灯”。如果报道内容属实，这代表沙特早就预判自己与胡塞的冲突可能升级，所以要先确保美国日后的军事与外交支持。

当然从目前发展来看，胡塞并没有进行猛烈的军事回击，却是打出了“封锁港口”这张牌，其实也就是复制美国对伊朗的作法，要增加筹码、扩大杠杆，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升温后，沙特便极度依赖红海与曼德海峡的石油出口线，即便胡塞或许还未正式发动攻击，宣称本身却已足够刺激全球油价上涨、增加美国的战争成本，因为途经红海的船舶保费已经上涨，而这必然会反映在油价上。当然，沙特与周遭国家参战的机率也可能因此同步拉升。

整体来看，因为海峡危机炸裂，冲突已经退回4月以前的高强度对峙，甚至出现扩大迹象。即便当下仍有斡旋努力，包括17日的中巴外长呼吁“美伊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恢复对话”，以及20日由卡塔尔、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共同提出的“10天停火方案”，看似仍有重回谅解备忘录的可能。但冲突的反复爆发无疑暴露战争前景的高度不确定：美伊交火的尽头，究竟是维持乃至达成新协议，又或是一路升级为地面战役，甚至走向长期胶著的“中东越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身涉海峡危机的各方考量。

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并非毫无可能

首先是把“开放海峡”当作底线的美国。

笔者曾在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体或推进协议：美国伊朗终局就看三大阵营博弈？》中分析，在参与伊朗战争的三方阵营中，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属于代表攻方的“第一阵营”。其中，以色列毫无疑问是战意最强的国家，阿联酋则因为隶属海湾，而能扮演第一阵营的天然护栏。至于美国则是在进攻与护栏间反复切换，目的就是在不透支过多成本的背景下，尽可能推进战争目标。

而在6月谅解备忘录出炉前，美国要的明显就是“伊朗屈服”的退场台阶，所以采用了军事攻击、外交谈判的“组合拳”，从5月起就持续打击伊朗各地军事目标，同时接受巴基斯坦等国的外交斡旋，最终达成了以美国提供制裁豁免、资产解冻等经济诱因，换取伊朗开放海峡、推进核谈判的外交安排，也就是6月17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这就解释了当前停火解体的根本原因：连作为底线的“海峡开放”都已不复存在，美国如果不愿认输，也就只能重新调动过去“组合拳”，继续对于伊朗的军事攻势与外交施压。以笔者惯用的西洋棋战术来比喻，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其实也就如同冒险打开局面的“王翼弃兵”（King's Gambit）；解冻资产、豁免制裁、甚至持续延后最后通牒，则就如同为求控制而进行策略性让步的“后翼弃兵”（Queen's Gambit）。

聚焦当前局面，基本上因为伊朗姿态强化、美军死伤增加，美国的“组合拳”已经大幅倾向“王翼弃兵”，也就是暂不充当护栏、持续进行高风险施压，包括恢复军事打击，且目标已从军事设施扩及基础民生设施，此外还有封锁伊朗港口、取消暂时的石油制裁豁免。

当然，“后翼弃兵”的路线也没有完全消失，否则就不会有卡塔尔、埃及、阿曼、巴基斯坦正与美伊反复交涉的“10天停火方案”。基本上这一路线的诉求显而易见，那就是冻结冲突、重返谅解备忘录，让美国继续用经济诱因换取伊朗开放海峡。根据各方媒体透露，斡旋国已在与美伊的来回沟通后新增更多方案内容，当中一项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中间通道”，位处阿曼控制水域与伊朗控制水域间，让船舶可以安全通行。如果美国真的毫无谈判意愿，斡旋国也就不可能有前述施力空间。

不过这也同时突显一个致命问题：如果伊朗始终不肯让步，也就是坚持控制海峡并在未来收费、同时不断攻击途经阿曼水道的船舶，那么美国为了让伊朗改变立场，能将“王翼弃兵”用到什么程度？说得更直接，为了重开海峡，美国还有多少军事升级的空间？派遣地面部队又是否可行？

平心而论，相关问题的答案除了连动军事成本，也必然与政治考量相交缠，尤其是在民意场域，伊朗战争明显不受美国舆论欢迎。

根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益普索（Ipsos）在7月13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有高达68%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不值得打”、只有28%认为“值得打”。这一差距大过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前者的最糟糕数据是 2013年的67%与28%落差，当时战争已经进行将近12年；在2007年的伊拉克战争民调中，约有三分之二（66%）的人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但认为这场战争值得打的人数比例则从未低于33%。

更重要的是，认为战争“不值得打”的民意往往需要时间酝酿。在阿富汗战争，美国是耗费了近8年时间，才让多数民意如此这么认为；在伊拉克战场，直到美国投入4年后，才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伊拉克战争不值得打；甚至是更遥远的越战，要等美国投入6年后，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民意才在1971年5月达到61%。显然，伊朗战争不得民心的程度，远比前几场战争迅速。

不过这或许也与美国民意对伊朗议题的疏离有关。盖洛普民调（Gallup）显示，1967年，有高达55%的美国人认为越战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2007年，这个数字在伊拉克战争上达到了36%。可是聚焦当前的伊朗战争，大多数民调都显示，认为伊朗战争或对外战争是美国最重要议题的比例，其实往往只有个位数。而这背后关键，或许是因美国尚未出动地面部队，军人的死伤数字远远不及过往战争的缘故。

而这恐怕就会对战争产生近似“双面刃”的复杂作用。一方面，美国选民重视油价与通胀等经济议题，而伊朗战争明显会在这个场域打击特朗普；但另一方面，关注伊朗战争的民意其实占比不高，这或许就会衍生另一种效果：即便伊朗战争冲击选情，但特朗普所面临的路线调整压力，却恐怕没有外界想像的巨大。这或许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始终敢对伊朗操作“王翼弃兵”，也就是明知后续会有升级风险，却还反复用军事打击来施压，因为伊朗战争根本尚未进入美国政治的越战情境。

至于是否出动地面部队，则是另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基本上在海峡危机导致美军出现新伤亡后，美国战略圈便对是否扩大军事行动进行了激烈讨论。反对派当然警告，直接将地面部队送入伊朗领土或战略岛屿，将会面临极高的军事风险与长期泥淖；但主张出兵的声音认为，如果只依赖空袭与防空拦截，不仅会消耗庞大的弹药库存，也无法彻底迫使伊朗让步，美军的死伤恐怕还会继续出现，海峡开放则遥遥无期。

例如美国退役中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代理国家安全顾问、第二任期的前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Keith Kellogg）就在7月20日呼吁，仅凭空袭无法从根本上平息冲突，美军若要获得决定性的杠杆筹码，必须考虑派遣地面部队执行针对性任务。当然凯洛格也强调，派遣地面部队不代表必须一路打到德黑兰，而是可以锁定关键据点，采取精准战术占领，以达到掌控战局的目的。

基本上，这套剧本其实也不是凯洛格首先提出，而是从战争爆发以来就被媒体反复提及，甚至连特朗普自己都多次放话，称美军可能出兵占领哈尔克岛（Kharg Island）、攻占海峡周遭的关键小岛、又或是进入内陆抢夺浓缩铀。可以这么说，凯洛格的呼吁其来有自，出兵建议显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反映开战以来，美国战略圈便持续涌现的一派主张。

因此现在关键，其实就是特朗普的一念之间。当然，此前诸如万斯（JD Vance）等官员都强调，美军绝对不会重返中东战场；但如果特朗普是一个安于低风险策略的总统，伊朗战争其实也根本不会爆发。所以，未来美国究竟会将“王翼弃兵”的军事施压操作到什么程度、又是否会冒险派出地面部队，其实就取决于特朗普的脑回路，也就是在他的认知想像中，高风险升级是否有助带来高回报，包括冲破眼下的海峡僵局。

伊朗：革命卫队正在主导对外行动

再来是把“控制海峡”同样当成底线的伊朗。

在笔者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体或推进协议：美国伊朗终局就看三大阵营博弈？》中，伊朗、中国、俄罗斯属于围绕战争的“第二阵营”。其中，以革命卫队为首的伊朗强硬派，明显带有较高的作战倾向；但主张谈判的温和派与改革派、希望海峡与海湾局势稳定的中国、深陷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其实都不乐见冲突无限扩大，因此往往在局势升温时扮演战争护栏，最终也促成了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其实就是接受美国以经济诱因换取海峡开放、展望核谈判的外交安排。

只是从后续发展来看，美国“用经济诱因换取伊朗开放海峡”的逻辑，似乎仅限于说服伊方谈判代表，而没能让革命卫队改变立场。因此或许可以推测，力主谈判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以及代表伊朗进行谈判的议长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外长阿拉格齐（Abbas Araghchi），当初或许有基于“先让美国解冻资产、豁免制裁”的经济考量，曾经私下对美方传达：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并非毫无弹性，只要美国持续解冻资产、豁免制裁，伊朗未必会在60天后真的控制海峡。

当然，情况也不排除是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美伊强硬派虽然立场相反、行动逻辑却是如出一辙，那就是都将谅解备忘录当成了某种“中场休息的权宜之计”：美国鹰派希望暂时缓和油价、疏通滞留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量船舶，等到行有余力、例如期中选举结束后，再次进行军事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则是想用谅解备忘录配套的资产解冻、制裁豁免，暂时缓和伊朗的经济与金融压力，等到时机许可、例如60天谈判结束后，再直接遂行对海峡的控制与收费机制，因此不论谈判代表到底承诺什么，革命卫队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全盘遵守、而是准备“见机行事”。

不过这种情境在伊朗政治史也并不罕见，而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政治阵痛：革命卫队作为主导伊朗政治的“国中之国”，始终更与保守派结盟、排斥主张缓和对美关系的改革派。

早在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总统时，双方的矛盾就已层层积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专访时表示，“对于1979年的人质危机事件感到遗憾”，此举立刻遭到时任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评，强调“如果行政体制和伊斯兰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敢于应对并施加干预。”1999年7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时，革命卫队也直接指责哈塔米政府“毫无作为”，并批评哈塔米宛如“伊朗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无独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就任总统时，革命卫队也在同年12月指责鲁哈尼政府可能成为“深受西方学说影响的政府”；鲁哈尼则公开回击革命卫队，“早就超越政治体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单边退出核协议后，革命卫队又指责鲁哈尼工作失职。

当然，在伊朗的制度设计上，最高领袖理应平衡民选总统与革命卫队的分歧，但受到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启动对伊极限施压、甚至在2020年击杀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等事件影响，哈梅内伊晚年已经基本成为革命卫队的扩权保护伞，并也连带对改革派候选人进行了系统性压制。

此外伊朗近年屡屡爆发大规模示威，安全部门的镇压角色因此上升，这就反向突显革命卫队与政权生存的休戚与共，并也无疑延续到了2026年2月后的伊朗战争脉络：如果不是革命卫队封锁海峡、打击海湾国家，其实未必能够形成4月临时停火的局面。此外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又在革命卫队支持下就任最高领袖，显然进一步确保了革命卫队将来的政治角色，可以更加凌驾于技术官僚、文官系统与民选领袖之上。

正因如此，谅解备忘录出炉后，不只美国内部反复争论“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是不是战败赔款”，伊朗内部同样是暗流涌动。6月18日、协议签署隔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虽然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已经批准了谅解备忘录。随后，革命卫队便主张黎巴嫩停火必须挂勾于美伊谈判，并为此在6月20日一度宣布关闭海峡，要迫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压，彻底停下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

6月25日，在革命卫队主导下，伊朗首次对途经阿曼水道的船舶发动袭击。接著6月28日就有60位专家会议成员发表声明，警告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卡利巴夫等谈判代表“不要触犯穆杰塔巴的红线”。虽说专家会议秘书处随后澄清，这份声明并不代表专家会议的官方立场，随后却又至少有84名议员、其中大部分与极强硬派的“稳定阵线”（Paydari Front）结盟，支持了6月28日的专家会议声明。

7月4日英法两国宣布同意与阿曼合作，确保船只能安全通过阿曼水道，结果伊朗随即发表声明，警告两国不要在海峡进行任何军事活动。而也就在同日，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萨德吉（Abdollah Haji Sadeghi）直接在致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指挥官的信中表示：穆杰塔巴近期就谅解备忘录发表的声明，是政权采取行动的最终依据，并称关于“官员是否强迫穆杰塔巴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否玩忽职守”、“是否背叛穆杰塔巴”等争论，已经损害伊朗的政权团结，也与穆杰塔巴的声明意旨不符。

显然，在伊朗内部暗流涌动的背景下，萨德吉的声明代表了弥合政权分歧的内部努力，同时试图淡化围绕最高领袖的强硬派喧嚣，包括将谅解备忘录解读为对穆杰塔巴的不忠。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在这次海峡危机尚未导致美国宣布战争重启前，伊朗方面一度释出风声，称打击阿曼水道船舶并非政府立场。

但这依然无法阻止局势升级，更没有让革命卫队停下攻击。尤其7月3日至9日的哈梅内伊国葬期间，不只围绕海峡的美伊战争再启，伊朗的反美情绪也被动员到了新高点，许多激动民众因此对参与丧礼的总统佩泽希齐扬高喊“妥协者去死”，甚至对负责谈判的外长阿拉格齐投掷石块，迫使后者在一片“卖国贼”骂声中提早离场。出身革命卫队的议长卡利巴夫则面临愈发强烈的保守派抨击，指责他对美承诺不关闭海峡，“放弃了伊朗的战略影响力”。

显然，不论是对黎巴嫩战线、海峡、甚至是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本身，伊朗内部都称不上铁板一块，这就导致前述议题的彼此挂勾、反复纠缠，正如美国也同样在外交谈判与重启轰炸间摆荡，以至脆弱停火更加前途未卜。当然，眼下伊朗政府也并未放弃谈判努力，否则就不会有“10天停火方案”在美伊之间的反复传递；只是在革命卫队主导海峡局势与军事攻势的背景下，伊朗的整体姿态其实也就如笔者6月18日文章提到的两种模式。

首先是当美国还在“后翼弃兵”模式、用解冻资产换取伊朗对阿曼水道睁只眼闭只眼时，革命卫队便直接采取了“阿尔宾反弃兵”（Albin Counter-Gambit）策略，也就是发起主动进攻、打击途经阿曼水道的船舶。基本上这种作法也就如同6月7日、谅解备忘录还未达成前，伊朗便忽然主动打击以色列的背后逻辑：冒著大规模升级的风险冲撞当前局面，豪赌美国会因各种政治与经济考量，选择推进停火谈判。但差别在于，6月上旬的伊朗豪赌成功，美国并没有选择升级；可是到了7月上旬的这次，美国却选择跟进。

这就导致情境进入美国的“王翼弃兵”模式，也就是持续对伊朗祭出军事打击。不过因为革命卫队也选择升级，形同采用“福克皮尔反弃兵”（Falkbeer Counter-Gambit）策略，这就导致情况重回4月以前的交火状态：伊朗报复式封锁海峡、打击海湾国家，要用玉石俱焚的方法迫使美国收手，并且让步同意伊朗控制海峡。

当然，眼下伊朗也不是只有升级的策略可用，可是在革命卫队势大的背景下，伊朗的谈判空间、对外行动，并非全都能由谈判代表说了算。这就导致在下一个转折出现，例如经济恶化难再承受、又或是斡旋方成功协调出“美伊10天停火方案”前，伊朗的外显行为恐怕都还会是“不怕持久战”的强硬姿态，也就是不会停止对海湾的导弹与无人机攻势，还会尽可能延长海峡危机。

沙特：一有机会就“先下手为强”

而这也就会连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红海冲突支线。

平心而论，这条支线原本有机会避免，如今却因为沙特的角色切换而忽然炸裂。在笔者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体或推进协议：美国伊朗终局就看三大阵营博弈？》中，沙特原本与穿梭斡旋的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类似，同属围绕战争的“第三阵营”，主要作用就是促进美伊停火谈判、冻结冲突。可是后来变化也正如美媒Axios披露：沙特主动策画了7月13日的轰炸萨纳机场，导致了后续的也门局势升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海峡危机。

基本上，沙特的作法形同是从原本的战争护栏转换成了新战线进攻方。可是这种切换似乎无迹可寻，因为胡塞虽在此前不断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却也终究没有付诸行动，更未曾在伊朗战争中对沙特发动攻击，实在没有迫使沙特不得不升级的理由。因此，要解读沙特这次决策逻辑，恐怕需要连结上一次的“角色切换”，也就是2月的伊朗战争爆发。

回顾2月战争前夕，沙特的外显行为其实就与其他海湾国家相同，也就是劝阻美国不要对伊朗开战、更表态不愿做美军的进攻跳板；可是战争爆发后根据各方媒体披露，沙特其实私下与以色列进行了另一种斡旋，也就是力劝美国攻击伊朗，原因就是经历2年加沙战争削弱“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以及2026年1月的全国大示威冲击，当下伊朗正是十年难遇的最脆弱状态，此时进攻将有最大机会促成政权更迭，或至少能够大幅削弱政权能量。

显然，沙特对伊朗的潜在焦虑其实就与以色列类似，那就是认为横跨核计划、导弹计划、抵抗轴心的“伊朗威胁”一日不除，自己便无法确保安全，所以才选在伊朗最脆弱时兵行险招，用说服美国开战来借刀杀人、先下手为强。

两相对照，如今面对有能力搅动红海的胡塞武装，沙特或许也是类似考量。首先，有鉴于美国与伊朗的海峡冲突在7月上旬持续升温，尤其特朗普8日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后，沙特就随即在9日向美国告知即将轰炸也门萨纳机场，这或许是预判美伊冲突一旦升温，伊朗可能要求胡塞封锁曼德海峡，所以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对胡塞进行敲打。

当然，这种“先下手为强”的操作也可能弄巧成拙，正如2月沙特出于降低伊朗威胁的考量，游说美国对伊开战，结果就是让伊朗威胁从无形的“抵抗轴心”包围，直接升级成破坏力更强的导弹与无人机，导致海湾国家集体噩梦降临。因此聚焦这次出击，沙特事前或许也是有所评估，并且认为胡塞应该不会选择报复，才敢放手执行。

而这背后根据，应该就是胡塞在伊朗战争爆发后的低调姿态，也就是与被以色列重挫的黎巴嫩真主党、被政府要求解除武装的伊拉克亲伊朗民兵、宣布解除政府的加沙哈马斯、早在2024年就已变天的叙利亚相比，胡塞虽然是“抵抗轴心”当中相对保存实力的板块，却迟迟不肯响应德黑兰的战争动员。这背后当然存在胡塞自身的生存考量。

首先就是作为软肋的经济困境。2022年沙特胡塞达成停火协议时，前者就同意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支付也门公务员工资，当中包括部分胡塞控制区公务员，且沙特也承诺将参与也门的重建投资。而在2月伊朗战争爆发后，面对德黑兰不断威胁要让胡塞封锁曼德，沙特其实早已开始用延迟付款来反向牵制、敲打胡塞。

此外过去加沙战争期间，胡塞虽然发动红海危机企图牵制美以，却也因此遭遇猛烈空袭，基本上从2024年到2025年，美以的反复空袭已不只削弱胡塞的袭击能力，还成功斩首多名胡塞武装高层，并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广泛制裁更是严重削弱胡塞的经济支柱，包括占收入一半以上的石油和成品油贸易，支撑胡塞部落联盟的庇护网络便也捉襟见肘，这就导致胡塞最后同意与美国达成停火，并从2025年9月起停止袭击红海。

此外随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成功压倒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也门防长塔赫尔·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已宣布，“行动方向正朝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推进”，暗示政府军有可能对胡塞控制区发动地面攻势。这就预示了，如果胡塞此时深度卷入伊朗战争，将有一定可能导致后方暴露在也门政府军的攻势下。

而以上种种集体解释了，为何与真主党、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始终没有积极响应伊朗的战争动员，而是从2月以来反复强调自己的三个“进场前提”：中东国家不得与美国、以色列结盟攻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红海对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国家进行敌对行动；各方不得持续升级对于“抵抗轴心”的攻击。

平心而论，从后续发展来看，这些条件其实早就被满足，胡塞却迟迟没有“高调进场”，而是只在过程当中对以色列发射了几枚导弹；甚至13日沙特策动轰炸也门机场后，胡塞也是迟至20日才宣布“封锁沙特港口”，而不是直接宣布“对全球封锁曼德海峡”，似乎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反复观望，最后认为如果自己毫无反应，或许沙特未来将对也门反复空袭，这才决定升级。

而毫无疑问，胡塞的封锁威胁直接为局势带来新风险，毕竟干扰曼德海峡不只影响沙特能源出口，还将牵动全球能源运输。正因如此，与沙特同为斡旋国的巴基斯坦已在7月22日发出伊朗战争以来的最强硬声明，警告如果胡塞真的推进封锁、攻击船舶，自己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合法使用武力，以行使自卫权，保护海上资产和国家利益”的权利，而且将“坚定不移支持沙特的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和繁荣”。换句话说，如果胡塞坚持一意孤行，巴基斯坦或许将因此下场参战。

显然，沙特这次的“先下手为强”再度导致各方噩梦降临，而且影响范围或许更加广泛，甚至让战争出现了多国混战的可能，加剧海峡僵局的升级风险。

停火护栏能不能阻止“中东越战”到来？

因此，当下战争的最关键问题，其实就是在美国持续发动打击、伊朗由革命卫队主导对外行动、沙特又意外触发新战线的背景下，停火护栏是否还足以避免大战到来？

平心而论，答案就在冲突各方身上。确实，面对当前僵局，冲突各方都有升级的理由与动机，可是连环升级的危险尽头，也必然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消耗战。

首先是为了海峡问题打击伊朗、并且反复讨论“地面部队方案”的美国。的确，在政权更迭已经失败的背景下，美国的“地面部队方案”可以如凯洛格（Keith Kellogg）所说，未必要直取德黑兰，而是可以锁定关键据点、采取精准战术占领，来获取掌控战局的杠杆筹码。

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风险在于，如果占领关键据点后伊朗仍不让步，例如坚决不肯放弃干扰海峡，那么美国的下一步又该如何？是否只能在无效的持续升级后，步步深陷没有尽头的地面战泥淖，最后重蹈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场覆辙？

尤其，伊朗的冲突条件又与过去越战相当类似。首先，两国都具备阻碍机械化部队平顺推进的天然条件，越南是密集的雨林与沼泽、伊朗则有适合不对称作战的山脉地形；再来是正规军与民兵结合的复杂作战模式，当年越南是北越正规军与越共，如今伊朗则是除了革命卫队、正规军外，还有可观的巴斯基民兵。

接著就是与境外的连动，北越当年拥有中苏支援，并能通过胡志明小道进行跨国补给，如今伊朗则手握海峡、“抵抗轴心”等筹码，即使本土遭遇攻击，也能持续对周遭国家、美军基地、海峡商船发动无休止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导致战争迅速升级为跨界的网状不对称冲突，美军也因此没有真正的“安全后方”。更重要的，是美国可能找不到结束冲突的明确出口，而后随著战争时间拉长、伤亡人数攀升、经济成本失控，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必然带来政治压力，最后只好在未达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撤军。

可以这么说，即便“地面部队方案”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越战经验却也会反复提醒“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性。或许正因如此，在《华盛顿邮报》释出的“10天停火方案”谈判中，美国据报已经要求延长停火期限，并希望在任何停火生效前，双方至少要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共识，其余细节则将在拟议的10天停火期内敲定。显然，降温冲突、缓和海峡局势的谈判之门，美国至今还未彻底关上。

再来是作为冲突核心的伊朗。确实，革命卫队成功打出伊朗“不怕持久战”的气势，可是战争对于伊朗经济的持续放血，也必然牵制革命卫队的强硬主张，这也正是6月谅解备忘录的成立基础：美国需要海峡开放，伊朗需要经济输血。

早在4月停火前，伊朗的战争损失就已高达2,700亿美元、等同一年的GDP，更有超过200万人因为战争失业；来到6月，伊朗的通胀年增率已高达近90%；接著是停火破裂后的7月20日，受美国重启对伊港口封锁、撤销石油出口豁免等因素影响，伊朗里亚尔跌到1美元兑195万里亚尔的历史新低，也就是从停火破裂以来下滑近一成。

当然，如果美国发动地面入侵，那么伊朗如前所述，不是没有打持久战的底气。可是问题在于，这必然要以伊朗的断垣残壁、经济损失、漫长重建为代价，更不要提在1979年革命近半世纪后、大量中产阶级已经出现的今日，伊朗民众是否还跟两伊战争时的情境一样，愿意不计代价打一场持续数年的宗教民族主义战争，答案恐怕值得商榷。此外，伊朗长期发展的抵抗经济虽能缓冲外部施压，包括制裁与封锁，却无法防御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破坏。

简单来说，伊朗不是没有打持久战的理论条件，但问题在于：是否真的只剩这条路可走？从当前局面来看，不论是温和派、改革派或强硬派，其实都还是对于情况的后续降温留有余地。

主张停火谈判的温和派与改革派自不待提。7月战争重启后，即便出身革命卫队的议长卡利巴夫始终不受改革派青睐，但面对强硬派媒体的反复抨击“谈判出卖国家利益”，这次反而是改革派站出来支持卡利巴夫，例如改革派的主流媒体《选择报》（Entekhab）就罕见公开表态称，“卡利巴夫先生，继续前进吧，整个社会都支持你，不要在意少数人的意见。”

而保守派与强硬派也有各自的克制表现。例如主导军事打击的革命卫队，虽然看似打遍所有邻近目标，却还是在这波升级中避开了以色列这个关键对象，显然不愿牵动战意最强的行为者、导致局面彻底失控。

此外对于胡塞在20日威胁封锁沙特港口，可能引发双重海峡危机的新发展，伊朗知名保守派报纸《资讯报》（Ettela'at）已在22日表示，同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从长远来看反而会对伊朗造成损害，“封锁措施可能为伊朗提供短期筹码，却不会提供可持续优势。”这种说法或许是认知到了一个危险情境：一次封锁两个海峡，其实有一定机率会倒逼各国加入美国的“打通海峡行动”，形成多国围攻伊朗、攻打也门胡塞的混战状态。

这也就会连动沙特与胡塞的新升级。基本上胡塞的考量如前所述，就是在组织生存与伊朗动员间持续求取平衡，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再从沙特的视角出发，其本意原本只是“先下手为强”、确保自身安全，而非不计代价决战伊朗、打通海峡，因此如今面对局势升级，自然也就恢复到了原本的“第三阵营”斡旋国身分，能降温就降温。例如沙特外长法尔汉亲王（Faisal bin Farhan）就在22日公开表示，“持久的区域稳定只能通过外交和永续政治解决方案来实现，而非武力”，显然也是想对胡塞温情喊话。

整体来看，海湾国家正在推进的产业转型进程，包括沙特的“2030愿景”（Saudi Vision 2030），其实都不能脱离安全的海上秩序与区域环境，这就必然成为推动斡旋的最大动力。尤其，根据《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批准与沙特的30年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除了意味美国将能在沙特核计划扮演重要角色外，也会连动沙特近年的产业布局：随著“2030愿景”大力投资云端运算、人工智慧和新型工业城市，核能可以提供这些项目所需的稳定电力。

可以这么说，与深陷成本高昂、旷日废时的持久战相比，冲突各方其实都有更好的选择。因此决定当前冲突会否演变为“中东越战”的关键，其实就是各方的成本认知会如何影响现实行动：究竟是出于避战心态，彼此各退一步；还是因为都豪赌对方打不起持久战，所以反而不断升级，要逼对方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