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7日美国伊朗宣布停火起，两国谈判就在僵局当中艰难前行，并在6月面临解体或突破的转捩点。

首先是愈发明显的停火解体。在美伊谈判僵持、以色列进攻黎巴嫩的背景下，各方为求破局纷纷开始剑走偏锋：5月4日，伊朗对阿联酋与阿曼发射导弹和无人机；7日，美国对伊朗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Qeshm Island）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10日，伊朗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和科威特；25日，美国打击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场；27日，美国再对伊朗境内一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28日，科威特拦截一枚伊朗弹道导弹。

6月6日，美国袭击锡里克（Sirik）和格什姆岛的海岸监视雷达站，引发伊朗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国空军基地发射导弹。6月7日，伊朗以美国反复干扰海峡、以军持续进攻黎巴嫩为由，对以色列发动停火以来的首波导弹攻击；以色列也随即在8日无视美国警告，直接轰炸伊朗多处进行报复。之后各方虽然勉强收手，却又因为一架美军直升机坠毁在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美国9日再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后者也同样对中东美军基地祭出打击。

再来就是峰回路转的谈判突破。6月11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原本放话将“非常严厉”打击伊朗，却又在几个小时后火速宣布“行动取消”，原因是“与伊朗的协议已接近达成”，而且“将在14日完成签署”。即便伊朗外交部第一时间回应“协议确实接近达成，但不会在14日当天签署”，穿梭斡旋的巴基斯坦却也同样证实，“协议有可能在24小时内签署”。

到了6月14日当天，以色列忽然对黎巴嫩的贝鲁特发动空袭，引发真主党的后续回击，作为伊朗谈判代表的议长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一度表示“谈判无法再推进”。不过最终，美伊主和派还是成功取得共识，确立了巩固停火、继续谈判的阶段性目标：6月15日当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Shehbaz Sharif）宣布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将于19日在瑞士正式签署；路透社也随后报道称，特朗普与万斯（JD Vance）已通过电子方式，与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签署谅解备忘录（MOU），美伊将进入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

显然，从4月同意停火到6月签署协议，美伊博弈逐渐进入巩固战争护栏的新阶段。只是从说法不一的二手消息、难以弥合的各方坚持来看，这似乎难言危机的彻底终结，而是更像避免大战的再度拖延。

60天谈判的真实意义

首先，协议当然带来正面发展。综合各方消息，美伊将会进行60天谈判，聚焦处理核问题与解禁更多制裁。在此期间，双方都将解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所有战线停火，美国也将豁免伊朗石油制裁，算是皆大欢喜的新进展：伊朗可以开始战后重建，美国暂时没有“伊拉克2.0”的风险，海湾国家告别导弹与无人机梦魇，全球市场也恢复海峡重开、油价回稳的局面。

可是即便如此，各种莫衷一是还是暴露谈判本身的前途未卜。例如海峡议题，美方说法是“彻底重开”，伊朗官员却是描述成，“在与阿曼进行共同管理前，暂时重新开放”；至于60天过后的海峡管理，伊朗官员虽称不会强征“通行费”，却表示可能会收取“服务费”。显然，不论后续发展如何，这场战争都已改变伊朗对于海峡的认知：既是战略筹码，也是有助缓冲制裁的收入来源。

再来是解冻资产。伊朗一开始声称，美国将在60天谈判期间，为伊朗解冻240亿美元资产，其中一半将在谈判开始前支付；但万斯直接否认相关说法，表示只有伊朗确实履行义务，美国才会兑现承诺。无独有偶，针对所谓“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伊朗的描述是“美国及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但万斯的说法还是将基金与谈判进行挂勾，表示“能否成立取决于伊朗是否完全履行协议，包括放弃发展核武与停止支持区域代理武装组织。”

显然，即便当前停火的底层逻辑，就是美国以经济诱因换取伊朗重开海峡，进而推进后续谈判，可是在战争已经严重摧毁双方互信的背景下，经济上的激励措施未必能够扮演信心建立机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而是更可能被双方当成谈判筹码与杠杆：伊朗想利用美国急于停火的心理，在进行最少谈判让步的情况下，获取最多经济回报与补偿；美国则想利用伊朗日渐严重的经济危机，尽可能维持海峡畅通，同时推动后续的核谈判进展。

这就解释了，为何观察15日伊朗迈赫尔通讯社（Mehr News Agency，MNA）、17日美国媒体先后发布的“谅解备忘录14点”，美伊两个版本会出现一个显著差异：伊朗宣称“在最终谈判开始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且在解冻资金、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前，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美国版本却是“基于最终协议谈判取得进展，将释放并全面解冻伊朗受限的资金和资产。”显然，美国版本并没有解冻资金的明确规模与时间表，也弱化了启动最终谈判的前置条件。

但是即便双方各有杠杆，核谈判也未必就能顺利推进。根据万斯受访所述，伊朗要获取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就必须接受美国开出的三大条件：全面拆除核设施、将浓缩铀等敏感核材料全数销毁或运出境外、接受严格的国际检查。可是回顾伊朗在战争期间的相关表态，除了偶尔同意将浓缩铀“移交第三方”、或在境内稀释外，基本没有呼应过美国的移交要求。

此外，战争本身也对核议题产生了复杂效果。一来，军事破坏可能导致外界更不容易探知伊朗的核现状，包括究竟剩下多少可运转的核设施、离心机、核材料；二来，走过战争的伊朗政权也与过去不同，不仅作为强硬派的革命卫队（IRGC）话语权大幅提升，核议题也更被当成政权生存的战略保障，一如这次战争引爆的海峡危机，结果就是更加缩窄伊朗的让步空间，即便所谓核谈判其实与解禁制裁相挂勾，这次恐怕也未必能够达到2015年伊朗核协议（JCPOA）的同等成果。

此前笔者曾在3月20日的文章《伊朗战争新阶段：从斩首高层到争夺海湾　四条战线主导中东变天？》中预测，美国对于伊朗的持续施压可能导致三种结果，当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持久僵局迫使双方各退一步，海峡或许能以某种临时安排重新开放，但伊朗核问题、导弹计划、“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就继续悬而未决，军事烈度则显著下降。从截至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前局面来看，情况似乎也正朝这一方向发展。

可是即便如此，战争阴影依旧如影随形。因为不仅特朗普表示，“只要伊朗违约就重启轰炸”，以色列也明显不满意美国的“半途而废”，更已表态绝对不从黎巴嫩、叙利亚、加沙的占领地撤军。可以这么说，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是某种程度的停火协议，却只足够确保暂时的海峡开放与休战，而不保证后续谈判的一马平川，更遑论实现各方的长久和平。

因此，决定伊朗战局后续发展，究竟是走向停火解体，又或是巩固乃至推进协议的，恐怕不在冲突各方是否各自达成目标，而是战争“护栏”的持续作用，究竟能够多大程度说服各方保持克制，甚至是在终极协议持续难产的背景下，也心照不宣“得过且过”，而不强求解决方案的真正落地或彻底执行。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要回归战争三大阵营的复杂内外平衡。

第一阵营：美以阿“新轴心”

首先就是有意解决“伊朗问题”的美国与以色列，以及开战之后急遽靠向美以的阿联酋。基本上，这三国既代表对峙伊朗的“第一阵营”，也构成了中东亲美板块的“新轴心”，并在战争期间展演一定程度的战略协调。可是即便如此，三国的战争目标仍有不同，并也因此形塑了第一层护栏。

其中，以色列毫无疑问是战意最强的存在。这背后一来牵涉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本人的10月大选考量，尤其是在两位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与拉皮德（Yair Lapid）已经结盟的背景下，二来连动以色列的长期国家安全目标，那就是用政权更迭一次解决“伊朗问题”的三重威胁：核计划、导弹计划、抵抗轴心。

正因如此，即便美伊已从4月开始停火，以色列也始终没有停止攻势，反而是对黎巴嫩反复攻势，并在加沙、叙利亚不断蚕食鲸吞。当然，这么做可能会激怒伊朗，导致以色列本土再被攻击，但这恐怕正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盘算：只要伊朗隐忍不发，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抵抗轴心”就只能被以色列反复削弱；但只要伊朗愤而回击、导致停火破裂，以色列就有机会将美国拖入更大规模的战争，持续推动政权更迭。基本上，这也正是6月上旬的危险情境。

可以说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以色列都是三国之中强烈主战、不惜玉石俱焚的强势存在。

相较之下，阿联酋就扮演“第一阵营”的天然护栏。其实回顾战前发展，阿联酋原本与伊朗维持一定往来特，甚至在美伊关系恶化的背景下，阿联酋还长期充当伊朗规避制裁的重要口岸。之所以走到今日剑拔弩张，关键还是战争期间阿联酋承受最多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甚至高过以色列，这才导致相安无事的双方一朝决裂，阿联酋也因此表态加入美国“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与美国讨论货币互换、开放以色列防空系统入驻、关闭驻伊朗德黑兰使馆，甚至在4月秘密加入美以对伊朗的空袭。

可是即便如此，阿联酋与以色列的战争目标终究不同。后者意在终结核威胁、瓦解“抵抗轴心”与导弹计划，所以竭尽所能要延长战争；阿联酋却是除了吓阻伊朗，还把战争当成某种机会之窗，希望藉著美以同盟扩大自己在海湾、中东的影响力，来与沙特一别苗头，而非不计代价决战伊朗。

正因如此，6月停火逐渐解体时，阿联酋反而开始劝说美国不要发动攻击，尤其是在6月11日“严厉打击”的最后通牒前夕，阿联酋据报与巴基斯坦进行了十万火急的对美斡旋。显然，阿联酋当前虽然身在“新轴心”，却还是保有海湾国家的避险外交底色。

而这就会牵引出美国的复杂角色：既可以是战争发动方，却也会在某些时刻转成护栏。这种角色切换的背后逻辑，其实就与阿联酋相当类似，也就是既想处理伊朗问题，却又顾虑战争成本。一来，海峡危机直接推高油价与通胀，正好重击年底的期中选举；二来，经历阿富汗与伊拉克泥淖，如果美国还要出兵重返中东战场，必然面临民意与政治的反复拷问，同时影响在其他区域的军事部署。

正因如此，在推动政权更迭失败后，对美国来说相对理想的战局发展，其实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华盛顿不必大兵压境，就能收获伊朗屈服的退场台阶，包括开放海峡、在核发展上接受监管。但可想而知，受损严重的伊朗不会直接让步，即便温和派其实保有谈判空间，革命卫队等强硬派也不会轻易点头。

于是，美国只好反复操作施压与促谈的两手策略，如果用西洋棋来比拟，就是在施压伊朗上操作“王翼弃兵”（King's Gambit），但在促进谈判上改用“后翼弃兵”（Queen's Gambit）。

首先是“王翼弃兵”。基本上从豪赌政权更迭、冒险开战起，美国就已在实践这种策略，也就是主动挑起冲突，牺牲局部稳定或消耗自身资源，为的就是击溃伊朗防线。体现在现实发展上，就是美国忽然在2月联合以色列进行轰炸、斩首大量伊朗军政高层，企图实践政权更迭；结果承受攻击的伊朗随后选择封锁海峡、扫射海湾，其实也就如同拒绝弃兵后进行顽强对峙，导致局势整体陷入高度紧绷的僵持状态。

于是，受制选情、油价、通胀、民意的美国只好改用“后翼弃兵”，也就是为求整体控制而进行策略性让步，先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又不断在最后通牒到期前唾面自干，宣称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所以延后轰炸伊朗。平心而论，这种自弃尊严的反复横跳，其实对于伊朗强硬派的作用不大，却是有机会直击伊朗温和派、强化“要谈趁现在”的声量。因此，虽然CNN统计特朗普所谓“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说法，其实落空高达38次，却也还是在第39次、也就是6月11日威胁“严厉打击”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当然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美国也并没有放弃“王翼弃兵”的策略，包括在停火谈判期间忽然封锁伊朗港口，要用石油收入寸寸勒紧伊朗咽喉，后续也一度在5月4日发起“自由行动”，企图用军舰直接在海峡护航，以及从5、6月开始恢复打击伊朗。这种种施压的背后考量，都是要用可能摧毁停火的冒险犯规，来冲击原地踏步的谈判困局。

而前述两种“弃兵”策略的反复交错，同样延伸到当前60天的谈判情境：特朗普一面威胁可能恢复轰炸、强调伊朗只有让步才能获取资金，却又同时谴责以色列不该轰炸黎巴嫩，并且提议将打击真主党的任务“外包”给转向亲美的叙利亚政府。其实也就是为求谈判进展，而在“加压”与“护栏”间继续横跳，至于后续收获，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为了达成“理想的谈判结果”，愿意付出什么样的战争成本。

如果特朗普有意操作“王翼弃兵”、对谈判“加压”，因此不再约束以色列，甚至主动恢复打击伊朗，那么后续风险清晰可见：只要攻击伊朗，就有机率触发海峡危机与军事反击，接著或许就是油价暴涨、以色列再被打击、海湾各国蒙受池鱼之殃，美国则可能被局势架著一路升级，最终不得不投入地面部队。

但如果特朗普更想操作“后翼弃兵”、扮演战争“护栏”，所以持续把轰炸威胁当促谈背景，并且反复约束以色列、与内塔尼亚胡拉开距离，那么或许对伊谈判短期内不会出现巨大突破，却能最大程度避免美国重返中东泥淖。

整体来看，“第一阵营”虽然整体保持攻势，却存在阿联酋、美国两层“隐形护栏”，并随情势变换机动浮现。不过核心关键，还是美国究竟选择什么策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了停火唾面自干、约束以色列。

第二阵营：中俄伊“战略防线”

再来就是由伊朗、中国、俄罗斯构成的“第二阵营”。

但平心而论，此处“阵营”并不等同三国已经结盟，而是综观近10年的美伊对峙，从2018年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起，与伊朗互动最密切的大国，无疑就是中国与俄罗斯。前者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后者则与伊朗共同经营叙利亚，并且竭力耕耘美国撤出中东的遗留真空。这也正是所谓“中俄伊轴心”的叙事来源。

可是聚焦现实，情况远比叙事复杂。因为以2026年的伊朗战争为例，中俄虽然都与伊朗交好，面对战争情境却都始终保持谨慎、设法斡旋，而没有展演美国、以色列、阿联酋的战略协调。因此与“第一阵营”相比，这三国其实更像保持友好的“战略防线”，而不是所谓“轴心”。但这本身，也就会构成第二重护栏。

从中国的立场出发，避免军事介入、不过度选边，始终是北京经纬中东的重要背景，应对伊朗局势更是如此。一来，革命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二来，与伊朗相比，海湾阿拉伯国家才是中国耕耘中东的最主要板块，不论是能源输入、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或是更长远的软实力布局。因此即便中国有意介入战争、发挥影响力，也会更多聚焦海湾稳定、进行外交斡旋，而不是加码伊朗发动攻击。

无独有偶，俄罗斯当然是伊朗的重要伙伴。问题是2023年以来的一系列中东变局，偏偏爆发在俄乌战争已经开打的时空，这就导致俄罗斯分身乏术、无暇东顾，不仅无法在2024年挽救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如今面对伊朗战争同样力不从心，只能就最坏情况做打算，也就是一旦伊朗战争走向长期地面战，除了触发政权垮台的风险外，也可能导致冲突外溢到高加索、中亚，为俄罗斯南境带来新的混乱。正因如此，俄罗斯面对伊朗战争爆发，始终展现斡旋停火的和平面孔，而不像过去在叙利亚，与伊朗进行各种战争协调。

换句话说，中俄虽然都与伊朗交好，却也都出于各自考量，并不乐见战争反复延烧，也没有呼应伊朗内部发展核武、控制海峡的强硬主张。例如中国其实多次强调，海峡应该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支持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正如俄罗斯也在美伊谈判期间多次提议，愿意协助处理伊朗浓缩铀、其实也就是担任移交稀释的“第三方”。显然，这种止战立场与姿态，正是特朗普感谢中俄促成停火的重要背景，并且毫无疑问构成了“第二阵营”的内部护栏。

再来观察伊朗内部。基本上如果把伊朗强硬派、温和派看作两个行为主体，其实温和派本身也就构成了伊朗自己的战争护栏，能在国家决策上缓冲革命卫队的强硬色彩。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力主谈判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伊朗外长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以及作为谈判代表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

而这背后除了牵动伊朗长期的路线之争，也不能脱离国家存续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反美底色与务实生存，究竟要如何在1979年以后的伊朗政权共存。基本上，这也正是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时代的反复叩问，所以才有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以及后续美伊关系恶化后，被制裁重担反复触发的经济危机、全国大规模示威，还有进入这次战争情境后，升级与谈判路线的反复博弈。

从革命卫队等强硬派的视角出发，彻底对美让步无疑自我政权更迭，况且如果不是伊朗持续封锁海峡、打击海湾国家，在扩大损害之余推升美国的战争成本，最终恐怕也未必能够形成停火局面；可是温和派的谈判诉求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伊朗经济的崩溃显而易见：除了美伊轰炸摧毁大量基础设施外，战争已经导致超过200万伊朗人失业，2026年4月伊朗央行公布的年通胀率更是高达65.8%，到了5月情况愈发恶化，部分产品一周内的价格涨幅超过100%，许多工人甚至连面包等基本食品都无法负担。

显然，战争爆发直接推升了强硬派的政治能量，却也开始对伊朗的残忍放血，这就导致升级与谈判路线的反复竞合：强硬派的存在体现伊朗无惧持久战的气势，经济的恶化反复暴露打持久战的真实成本。最终，强硬派也不得不直面经济崩溃的现实，无法再坚持原有立场。

回顾4月3日、美伊停火前夕，出身改革派的伊朗前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其实已经投书《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主张伊朗可与阿曼合作，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换取美方允许伊朗自由使用该水道；同时伊朗应该承诺不发展核武，并将浓缩铀浓度降至3.67%以下，接受国际长期监督，换取美国解除所有制裁；再来，美伊展开经贸与科技合作，美国甚至可以参与伊朗重建，补偿战争损失；最终，双方应签署永久互不侵犯条约，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解除彼此的敌对标签。

显然，这是伊朗温和派最极致的停战路线图，也就是用开放海峡、限缩核计划、淡化政权反美色彩，来为伊朗争取最大生存空间，不过可想而知，这种规划在当时受到革命卫队的严厉抨击，没有成为官方立场。

可是对照如今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涵纳了扎里夫的半数主张，包括开放海峡换取美国解除封锁、承诺不发展核武、要求美国出资协助伊朗战后重建。当然在革命卫队势大的背景下，扎里夫的主张不可能完全落实，但能出现“半落实”的局面，其实已是伊朗强硬派被迫妥协的结果。

进入未来60天谈判，伊朗同样要在妥协与升级间反复抉择。而这就必然连动“第一阵营”的策略选项。

同样以西洋棋来比拟，如果美国选择“王翼弃兵”，也就是不强力约束以色列、甚至自己也重启轰炸伊朗，那么伊朗除了进行谈判让步外，其实还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接受“王翼弃兵”（King's Gambit Accepted），其实就是伊朗唾面自干，既不进行谈判让步，也不猛烈升级，而是更多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等“抵抗轴心”进行反击，自己则在不付出更高战争成本的背景下继续低烈度对峙，同时等待国际斡旋、美以分歧叫停攻击。显然，这是伊朗过去没有猛烈回击时的一贯做法，但风险就是如果攻击没有停下，伊朗恐怕必须转换策略或选择让步。

第二，使用“福克皮尔反弃兵”（Falkbeer Counter-Gambit），其实就是伊朗报复式封锁海峡、打击海湾国家与以色列，要用玉石俱焚的反扑迫使美以收手。基本上这也是今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主要的求生策略，只是风险同样如影随形：两败俱伤未必能够促成停火，而是可能导致后更大规模的战争升级。

而如果美国选择“后翼弃兵”，也就是反复放话即将轰炸，实际上却不断延长停火与最后通牒，同时尽可能约束以色列，那么伊朗会有三种选择。

第一，“阿尔宾反弃兵”（Albin Counter-Gambit），也就是不理会美国的最后通牒与停火倒数，直接发起主动进攻，包括封锁海峡、打击以色列或海湾国家。基本上这也正是6月7日伊朗忽然打击以色列的背后逻辑：直接冲撞谈判困局，冒著大规模升级的风险，豪赌美国会因各种政治与经济考量，选择推进停火谈判。而从目前发展来看，伊朗暂时没有赌错。

第二，进行“斯拉夫防御”（Slav Defense），也就是即便美国反复倒数，伊朗也拒绝在核谈判上过度让步，但同样不主动进行战争升级。当然，这就意味美国不会轻易解除制裁、也很难解冻所有资产，伊朗如果要进行这一操作，就必然要有经济危机可能炸裂、新一轮示威开始倒数的心理准备。

第三，接受“后翼弃兵”（Queen's Gambit Accepted）。其实也就是为求美国解禁制裁、解冻资产，而在核谈判上进行让步，同意移交浓缩铀、拆除核设施、接受国际机构与人员的反复核查。这么做当然有助巩固政权的短期生存，却形同交出核议题这个长期的战略筹码。

基本上，前述策略集体反映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论美以是否进攻，伊朗都有升级、僵持与让步的多重选项，一切端看自己为了理想结果，更愿意付出什么成本，是军事、经济或战略筹码，而这也必然连动强硬立场与经济崩溃的相互牵制。

总之，虽说伊朗身处战争核心，但“第二阵营”的三国其实都有机会扮演战争护栏，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销“第一阵营”的不确定性。

第三阵营：反复斡旋的“四国集团”

最后就是不直接参与战争，但在过程当中先后出面斡旋，设法积极止战的周遭国家，包括向来有“海湾调解人”之称的卡塔尔，以及由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埃及组成的“四国集团”。基本上，这一阵营算是整场战争的外部护栏，并且体现区域国家的避险能力与两难处境。

首先就是宣布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巴基斯坦。整体来看，巴基斯坦也就如同卡塔尔，是少数能够同时沟通美国、伊朗、沙特的穆斯林国家，这次之所以积极斡旋，恐怕也是出于自身的“跨界”属性：只要战争从海湾向外延烧，就有可能波及巴基斯坦西部，从而点燃俾路支冲突、震荡连接伊朗阿富汗的边境局势。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已在2025年9月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哈马斯总部后，就与沙特签署了《战略共同防御协议》。这就意味著，只要伊朗战争进一步升级为海湾冲突，巴基斯坦就可能被迫出兵沙特协同作战。如此一来，不仅影响印巴边境的军事部署，也可能扰动在俾路支省的平乱、在阿富汗边境的反恐行动。

此外，巴基斯坦的国内局势也未必能够承受参战后果。一来，巴基斯坦分布一定什叶派人口，任何与德黑兰的军事冲突，恐怕都会触发内部的教派紧张；二来，只要巴基斯坦参战，战火就可能波及内部基础设施，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在美伊停火前夕，中巴也曾针对冲突提出“和平五原则”，意在推动战争降温。

再来就是同样面临地缘风险的土耳其。

基本上，只要冲突导致伊朗政权崩溃、或是引爆长期地面战，土耳其就可能被迫收容大量伊朗难民，毕竟两国不只接壤，还共享约500公里长的边界。而且经历更早的叙利亚内战冲击，土耳其至今依然收容超过300万的叙利亚难民，虽说这一群体能为土耳其提供劳动人口、创造经济效益，却也无疑会对社会结构带来一定压力。

更重要的，是伊朗战争可能进一步催化库尔德问题：如果美国、以色列决定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库尔德武装无疑会是有用的合作对象，这就触发土耳其的深层战略焦虑。毕竟如果伊朗境内重演类似叙利亚、伊拉克的现象，出现独立的库尔德自治实体，甚至伊朗政权的垮台有部分来自库尔德武装推动，从而引发库尔德势力在中东的更广泛动员，土耳其或许就会被迫在伊朗战场重演叙利亚模式：直接派兵打出缓冲区。

接著就是看似远离冲突，其实同受影响的埃及，关键就在经济。

3月10日，因为战争引爆海峡能源危机，埃及直接宣布所有燃油价格上调15%至22%；同时，埃及约有15%至20%的天然气来自以色列，但以色列直接在2月28日开战后关闭了利维坦气田，迫使埃及政府出于节能需求，一度勒令所有商店必须在晚上9点前关门。。

此外，战争同样波及苏伊士运河税收。在过去2年加沙战争期间，因为受胡塞武装引爆红海危机影响，苏伊士运河的运量已经有所下降，并也连带腐蚀埃及的国家收入。好不容易随著加沙停火，运量在2026年初有所回升，却又随即因为伊朗战争冲击，迫使各方出于风险评估进行绕道。

结果，伊朗战争触发的航运、能源危机，恰好重击埃及最脆弱的软肋，也就是在长期面临外汇短缺与巨额债务负担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升了通胀，导致埃镑对美元贬值，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55埃镑。这就解释了，为何埃及会在战争爆发后便持续呼吁各方克制，甚至是在巴基斯坦协调美伊谈判前，就已表态愿意主办任何斡旋战争的会议。关键就是战争引发的经济冲击太过猛烈，即便埃及不如海湾国家站在冲突前线、蒙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却还是因战争外溢而被持续放血。

显然，前述三国各自担负这场战争的不同风险：巴基斯坦因为防务联盟，可能被迫参与海湾冲突；土耳其出于地理因素，可能被迫经历类似叙利亚内战的冲击；埃及则因自身体质羸弱，主要蒙受了经济失血。

至于一度在战前游说美国攻击的沙特，则是面临发展战略的受挫。关键在于，沙特正在推动的“2030愿景”产业转型，其实必须依赖可预测的能源和收入流动，也就是安全的海上环境。正因如此，沙特开始在战争爆发后尝试“绕过霍尔木兹”，就是将政策重心转向红海地区，通过管道从东向西输送原油、再经红海沿岸的延布码头出口。

可是归根结柢，绕过霍尔木兹不等于彻底消除风险，而是只算转移地点。因为也门的胡塞武装即便已经势弱，却还是有能力干扰红海水道，结果可能就是让沙特的唯一替代路线再被封死。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在4月13日美国开始封锁伊朗港口、导致伊朗威胁要让胡塞封锁红海后，原本姿态强硬的沙特会突然软化，不仅要求美国撤除封锁，还愈发积极展开斡旋。

可以这么说，出于不乐见战争扩大的共同担忧，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特外长基本是在开战后各自展开接触，并在4月17日至19日的安塔利亚外交论坛（The Antalya Diplomacy Forum）上进行多次会晤，达成了斡旋停火的集体共识，并且各自面对美伊展开游说。正因如此，即便战争最主要的斡旋面孔还是巴基斯坦，但在6月15日美伊达成协议后，巴基斯坦同样感谢了土耳其、沙特等国的支持。

可以这么说，从2月28日开战到4月7日美伊同意停火，再到6月15日签署谅解备忘录、预备开启新谈判，伊朗战争的三大阵营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护栏作用，所以才能形成当前局面。可是一切也正如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1974年演讲所说，“我带著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

和平的成形如此不易，毁弃却只在转瞬之间。放眼美伊终局的未来前路，战争风险依旧如影随形。只要三大阵营能够继续维护战争护栏，美伊就有机会在反复僵持中降温对峙、避免战火复燃；反之如果三大阵营丧失平衡，战火的卷土重来其实也只在一念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