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特朗普（Donald Trump）访华到9月习近平访美，两次“习特会”都围绕经贸、AI、伊朗、台湾等议题延展。不过其中最引发关注的，无疑还是以“对台军售”为缩影的台湾议题。

原本在2026年1月，美国宣布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但到5月“习特会”前夕，延迟风声不胫而走，不仅中方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就连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在行前受访时表示，“会与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而正是这种与过往政府截然不同的表态，引发了舆论的万千波澜，包括“台湾换伊朗”的风声、“用延迟军售交换经贸进展”的推测，还有掏空“六项保证”连动“美国弃台”的相关讨论。

当然，最终特朗普并未公开明言“推迟军售”，但相关规划确实迟至9月都没有真正落地，如今更在习近平访美前再成话题，包括许多美媒先后报道的：中方要求美方不得在“习特会”前批准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在会中提及1982年签署的《八一七公报》、中美可能再次尝试“台湾换伊朗”。

而这种现象本身，无疑反映以“对台军售”为缩影的台湾议题，其实普遍被外界视作习特会上的可操作杠杆，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杠杆，能够与伊朗战争、经贸议题、AI科技相互连动。而这背后原因，其实来自习特会对于中美双方的不同意义。

中美如何定位习特会？

整体来看，两次习特会当然存在共同议程，那就是中美领导人都希望稳定关系、协调互动、缓和紧张。不过如果从各自视角出发，习特会的不同议程其实互有权重。

首先是美国。在政治意义上，特朗普首先希望以盛大仪式展现美国形象，同时凸显自己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接著就会进入基于期中选举考量的经济议程，包括协调中国出口稀土与关键矿产，同时进一步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例如大豆、小麦、牛肉，再来就是波音等飞机订单。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据报已在此前的一系列谈判中，针对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进行规划，也就是仅同意将休战期再延长6个月，而非中方力主的“延长至特朗普任期结束”。这似乎反映美方有意在此创造筹码，也就是利用中国或许希望延长休战期的心理，进一步获取更多谈判利益。

至于伊朗议题，可以说是杂揉了地缘与经济议程，也就是只要海峡僵局持续、战火反复复燃，就会不断加剧区域风险、推高油价，更会同时冲击特朗普支持率与共和党选情，导致前者必须寻求战争泥淖出口，中国也将因此成为某种“情境下的救命索”，被认为可以协助美国施压伊朗停火、开放海峡。当然，在这种脉络背景下，朝鲜问题、俄乌战争或许也会成为议题。

不过对中国而言，议程的权重排序有所不同。

在政治意义上，中方此行的一大目标，就是凸显中国与美国的平等地位、相互平视，尤其是在经历了近10年的战略摩擦、持续不断的关税贸易战背景下。

从这个脉络出发，牵动统一与复兴叙事的台湾议题，自然就会成为重中之重。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两次习特会前夕，“对台军售”都会成为重要话题，并被外界定义为中美之间的重要杠杆，引发“台湾换伊朗”等相关讨论。

当然，中方或许也认知到，美国对台政策短期之内难有巨大改变，但这不代表中方不能从特朗普入手，以及利用当前美国的特殊政治经济处境，进一步剥离美台之间的既有联系，包括引导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重复北京论调、尽可能推迟对台军售、削减台湾官员未来一段时间的访美空间。

至于伊朗议题，停火与开放海峡当然也是中方所求，但不论北京是否同意“卖美国一个面子”，都必然会竭力避免外界形成一种印象：中国在伊朗战争的种种斡旋，全因美国压迫不得不为。

当然，经贸谈判也是重要议程，只是相关谈判即便没有习特会，也还是会在水面下持续进行，甚至可以说是自带杠杆。例如除了延长贸易休战期外，中方也希望获得对美300亿美元低关税或零关税出口的批准，并希望白宫能够释放讯号，批准中国对美投资，尤其是在电动车、电池、再生能源和其他技术领域。此外，中国也希望美国进一步放松出口管制，特别是先进芯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而以上种种，当然就能直接连动美国队于中方的经贸诉求，形成无数谈判杠杆。

战略模糊正在承受冲击？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两次习特会背后的中美元首互访，交织了双方不全然相同的议题需求、议程排序，而以“对台军售”为缩影的台湾议题，因为对于中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并且不作为美国面对两次会晤的核心议题，所以具有“可被短期交易”的谈判空间。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当然还有美方内部不全然统一的对台立场与舆论反应。首先就是特朗普本人，毫无疑问，“台湾换伊朗”等讨论之所以会成为话题，主要原因当然就是特朗普本人对于“六项保证”的轻蔑否定，包括“对台军售可以作为谈判筹码”的相关表态。与此同时，美国内部也不乏“弃台”主张，不论是媒体、学界或战略界，近年都有观点提到：台湾是美国的战略包袱，而非拥有共同价值观、在高端芯片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合作伙伴。美国应当为了稳定中美互动进行战略收缩，包括将重心回撤到第二岛链，而不对台湾进行过多战略挹注。

可以这么说，以上种种即便只是出于谈判考量的交易思维、仅是战略界的观点碰撞而没有成为政治主流，却也还是反映一种现象：在当前复杂的中美互动背景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身，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政策。

众所周知，“战略模糊”自1979年起，便是美国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原则，也就是通过《三个公报》形塑的复杂体系：不对台北进行任何涉及主权的正式承认，但又会以《六项保证》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确保与台湾的特殊关系与军售互动。与此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美国并不明确承诺会否介入或协防。这就能够形成“双重吓阻”的战略效果：既让北京出于成本考量，不会轻易启动武统，也让台北难以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政治主张，因为美国并不会无底线背书。

只不过，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看，“战略模糊”本身的长期实践，还是会有“相对模糊”、“相对清晰”的光谱变化。其中，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后的美国反映，明显就是“相对清晰”的动态展演，包括克林顿（Bill Clinton）直接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至台湾海峡进行巡弋，继任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随后也在受访时声称，“美国有义务使用一切办法协助台湾防卫”。

不过随后因为美国开始了在中东的反恐战争，需要缓和与中俄的互动，“战略模糊”又逐渐回到了原有的模糊状态，直到美国设法脱离中东泥淖、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提出“重返亚洲”、特朗普政府同样聚焦“印太战略”，“战略模糊”才又发生光谱变化，并且因为中国崛起的另一股脉络交织，而出现“相对模糊”与“相对清晰”的来回动荡，例如一方面提高对台军售，一方面却又出于其他考量，而能为与中国达成条件互换，暂时将对台军售当成谈判筹码。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前的“战略模糊”并非无懈可击，美国要与中国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现实需求，以及特朗普本人交易至上的个人风格，都让“战略模糊”本身在模糊与清晰间反复摆荡，并且拓宽了“模糊”的原有边界，例如曾被认为不能协商的对台军售，如今也已成为某种谈判筹码。

不过从美国当前视野出发，战略模糊还会是可见未来内的最佳选择乃至政策主流，毕竟这种作法所能形塑的“双重吓阻”，仍是美国得以用最低成本经纬台海局势的唯一途径。只是伴随中美之间的全方位博弈推进、伊朗局势的复杂难解，这次习特会或许既会不是对台军售首次被当成杠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