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一场世纪火灾，为香港再次吹响了沉重的改革号角。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火灾真相，并且矢言化悲愤为改革力量，打破利益藩篱，把即将于12月7日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形容为“最需要的改革伙伴”。

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本来就是良政善治之基石。特首公开“点将”，突显了立法会在香港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大火为香港重新定义了管治改革的迫切性，立法会成为“最需要的伙伴”，主导政策推动制定与执行的特区政府与公务员系统，又该扮演什么角色，才能撑得起作为特区治理“当家人”与“第一责任人”的应有承担？

大火为新一届议会定义“当务之急”

宏福苑火灾后，选举是否延期曾引发议论。李家超决定如期举行，不仅是尊重宪制，也基于灾后重建的现实考量。诚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及资深议员陈健波所言，从审批数以亿计的赈灾拨款，到修订楼宇安全、工程监管等千头万绪的法规等善后工作，无不需要立法机关有效运作。任何“真空期”都是灾民与香港社会无法承受的代价。

然而，大火也许提前为新一届立法会决定了“当务之急”，但这次选举被赋予的意义不止于此。中央港澳办明言，它是“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制度化实践。立法会的重塑始于2021年选举改制，中央的意图是扫除议会内耗，建构一个能与政府良性互动、专注于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议政平台。突如其来的灾难以最残酷的方式，为这个行政主导、立法配合监督的新格局带来了第一次极限压力测试。

新一届议员甫一上任，便要直面艰巨任务，没有任何空间懈怠，其议政绩效将直接关系到香港能否真正走出悲痛。特首明言要清除积弊，立法会更须展现出高质高效的议政能力，敢于任事，才能真正当好“改革伙伴”。

制度改革指向公共行政系统失灵

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宏福苑火灾是李家超推动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尽管坊间对其非依法例设立存有疑虑，但特首已将自己的政治能量与委员会的成效直接捆绑，表明将亲自发挥主导角色，确保其从速高效运作，让市民尽快了解真相。这份承诺能否兑现，将成为全港市民检验政府改革决心的试金石。

市民真正关注的不会是委员会的形式，而是它能否真正触及核心，达成李家超所说的追责到底目标。委员会若要切实回应社会期盼，就必须深挖火灾背后的行业黑洞，以及社区安全管理与治理制度本身的系统性失灵，这必然指向公共行政体系常见的重大问题：官僚惰性与失效。

谁在纵容建造行业乱象？

提起香港屋苑维修，“围标”是臭名昭著的关连词，它超越一般的商业不当行为，演变成由利益集团操控的地下秩序，透过垄断招标推高工程价格，当偷工减料也被纳入这本生意经，谋私者赚取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公共安全成为牺牲品。

这不禁让人反思：政府的角色何在？那种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积极不干预”或“大市场、小政府”思维，是否在客观上纵容了行业陋习的野蛮生长？当市场自我调节失灵，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政府若消极应对，缺乏打破现状、直面利益集团的决心，只会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伏笔。

李家超强调改革要“破除利益藩篱”，直接呼应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的要求。香港改革的必要性建基于利益固化的严峻现实，它不仅显现在经济领域，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明确指出，在香港整体利益面前，任何个人、企业、组织的利益都是小利益。

这就触及了李家超把立法会列为“最需要的改革伙伴”时另一题中之义。香港行政立法关系的本质是行政机关在决策和施政上居于主导地位，同时需要与立法机关互相合作和互相制衡，以确保决策正确、施政有效。公务员作为行政长官直接领导的团队，也许不会被称为“伙伴”，但在改革进程中，他们是责无旁贷的首要对象。

官僚文化也是利益藩篱

破除利益藩篱的关键是重新理顺社会利益结构，维护市民整体福祉，而其主导者只能是身为特区“第一责任人”的政府整体。政府内部与公务员系统长期为人诟病的程序僵化、层层叠架与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避责文化，正是改革需要破除的其中一个藩篱。宏福苑的熊熊烈火扑灭之际，它也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香港人对邓小平的名言“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耳熟能详。从治理层面看，不改革的结果就是令自己成为被改革的对象。立法会经历过这个进程。当立法会进一步革新，如果香港在破解深层次矛盾上依然进展缓慢，市民的质疑与中央的问责将会投向何方？结论显而易见。

事实上，政府内部的改革早已箭在弦上。从皇后山邨食水风波到政府办公室购买冒牌饮用水等一系列事件，促使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部门首长责任制”。公务员没有被点名为“改革伙伴”，并不意味可以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公务员的改革不是一场协商，而是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若公务员团队仍抱残守缺，那么再精巧的改革蓝图也只会沦为纸上谈兵。

火灾的烟尘终将散去，但它留下的教训必须铭刻于制度的骨髓。香港能否真正从悲痛中汲取力量，克难前行，关键就在于，被点将的“改革伙伴”与未被点名的改革对象，能否真正做到识变、应变、求变，为香港根治沉疴痼疾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