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拆局|草案专章三大关键变化 为香港定调新棋局

撰文: 陆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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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今日(3月5日)出炉,一如既往为国家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顶层设计。自“十二五”以来,这项指导国家末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都设有港澳专章,今年的篇幅与五年前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相若,用约700个字的篇幅概括中央对港澳发展任务的核心要求。

对比相隔五年的两份文件的表述,不难发现中央的治港战略已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变化,重心从“维稳立规”全面转向“谋动发展”,对于正处“由治及兴”新阶段的香港来说,这不仅是一盘全新的的战略棋局,也是需要交出实绩的硬指标。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

回看五年前“十四五”规划谈论香港的内容,字里行间充满了2019年修例风波后重塑秩序的时代烙印。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国安法制、防范遏制外部势力等强有力的政治宣示,是当时中央应对严峻挑战,为香港划定政治底线、拨乱反正的必然之举。

从“全面准确”到“坚定不移”

“十五五”纲要草案的语境截然不同。上述那些让不少香港人感受到紧绷张力的词汇未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将“爱国者治港”原则正式写入,并提出“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的新要求。

“十四五”港澳专章开篇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十五五”草案则是“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前者带有纠偏、正本清源的意味,反映2019年后中央需要重新阐释和确立“一国两制”的内涵;后者则表明,经过一系列举措后,中央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已回到其设定的轨道,重心从为香港重立规矩、稳住阵脚,转向用好规矩与发挥作用。

用词之变折射出香港已从“由乱入治”顺利过渡到“由治及兴”,政治安全和管治权威已非需要反复强调的目标,而是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不言自明的既定事实。未来的考核标准,不再仅仅停留在治港者的“政治忠诚度”,而是他们能否将这套新秩序转化为破解深层次矛盾、带来实际发展成果的能力。

“治理效能”四字重若千钧。治港者必须在经济转型与民生改善上交出令市民和中央满意的功课,以实绩证明“爱国者治港”不仅政治绝对安全,更是高效且能为民谋福的。

经济发展定位精细化

与“十四五”纲要相比,“十五五”草案为香港擘划的经济蓝图,更为精准细致。“十四五”纲要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是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资产管理及风险管理中心。到了“十五五”草案,“资产管理”扩展为“资产及财富管理”,与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全球家族办公室等高增值业务互相呼应。

与此同时,“十五五”还增加了“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这两个新的定位。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供应链加速重组的大背景下,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普通法系、资金自由港和国际网络等独特优势,显然有助于国家在能源、矿产等战略物资的国际贸易中抗衡美元霸权,争夺国际定价权,服务国家资源安全与发展大局。

更具体地说,“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是在要求香港从传统的转口贸易,升级为全球产业链的“大脑”和“中枢”,提供从融资、保险、法律仲裁到风险管理的全链条高端服务。这不仅是为香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更是将香港深度嵌入国家新发展格局。中央给予香港的不再是泛泛的“政策红利”,而是极具挑战性、同时也极富想像空间的“国家级任务”。

北部都会区载入国家发展蓝图

“十五五”港澳专章另一引人瞩目的亮点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被白纸黑字写入国家规划。特区政府在2021年,即“十四五”开局之年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的蓝图,但它的发展进度却长期受制于土地、资金、跨部门协调等巨大挑战。

如今,它从一个地方性发展蓝图,“升格”列入国家战略蓝图,背后意味深长:中央正以最高规格的支持与“督战”,要求香港彻底打破利益固化藩离,解决困扰已久的土地房屋痼疾,切实推动产业多元化,释放发展潜力,回应民生关切,与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深度融合。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2026年2月25日公布,投放大量资源发展北部都会区。(杨凯力摄)

从被动应对危机,到主动布局未来,“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带来一个角色更清晰、任务更具体、责任更重大的发展定位。香港已经不再需要为政治争拗虚耗精力,未来五年的故事不应再纠结于“我是谁”,而是要聚焦于“我能做什么”。特区政府已表明要在今年制订香港自己的首份五年规划,它需要回答的考题将必然包括,香港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开辟经济新局。这份考卷香港无从回避,唯有奋力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