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施政效能与官员问责一直是社会焦点，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今日在报章撰文指出，问责制原意是提升治理效能，但若矫枉过正，恐衍生“避责”文化，令官员遇事推诿，甚至造成行政程序空转。他引述英国经验及历史案例，强调政治问责不仅是官员下台，更应区分“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若决策层面未经深思熟虑，单靠执行部门努力亦难以补救；反之，若执行不力，亦不能全归咎于政策。

针对政府正在制订的部门首长责任制，张炳良认为，一众常任秘书长作为决策与执行的纽带，在行政架构下责无旁贷，不存在问责真空。

常秘连结政府决策与执行　“有事发生责无旁贷”

现为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的张炳良，在《明报》发表文章探讨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伦理与问责机制。针对政府早前宣布推行的部门首长责任制不涵盖常秘，张炳良指出，常秘既协助司局长在行政长官最终领导下做决策，又统筹局内公务员团队和相关执行部门落实政策措施，“堪称连结两者之纽带”，有事发生责无旁贷。因此，不存在部门首长责任制不包常秘便等同常秘落入问责真空。

张炳良强调，“首长向常秘问责，乃政治伦理也”，过往虽没有设立高官问责或部门首长责任制，但政府官员若涉违纪、行政失当、乱用公帑，皆可纪律处理，上层亦不能声称不知情以避监督之责，问题在于“多年来有否认真落实”。

须防管治结构架床叠屋　集体负责异化为无人负责

张炳良又提醒，需要警惕强调问责可能反而变成避责的问题。他指出，自2002年引入主要官员问责制后，社会往往要求官员为所有失误“下台”，这容易导致官员采取防御性心态，凡事以“法”自保，甚至因害怕触碰灰色地带而陷入“不做不错”的困局。

他以审计署衡工量值报告为例指出，人们惯性“有大问大”，使司局长成为“箭靶”，立法会政府帐目委员会举行研讯时，议员常要局长出席受质询，有时放轻常秘或作为财政“管制人员”的部门首长，不区分“政治”与“行政”责任。

此外，政府为加强统筹而成立大量跨部门组织，虽意在提高效能，却可能造成架床叠屋，令“集体负责”异化为“无人负责”。

过度追求KPI恐官员“做门面”　违背责任管理原意

对于政府推行KPI（关键绩效指标）管理，张炳良提醒，公共行政的复杂性难以完全量化。若过度追求KPI，恐令官员为求“过关”而做门面功夫，违背责任管理原意。他建议政府应在“目标为本”与“例外为本”之间取得平衡，抓大放小，并强调责任制的核心最终在于公职人员的伦理与文化。

张炳良总结，建立健全的责任文化，不能仅靠增加架构或守则。香港现已有议会监察、审计署及传媒等多重监督渠道，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善用敢用”，并在日常治理中落实下情上达，让官员耳目广开，在危机酿成前及早修正，而非仅在事后追究责任。他呼吁政府施政应理性为本，不走极端，避免因过度追求问责而牺牲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