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今日（28日）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有议员质疑责任制问责不包括全部常秘，予人“刑不上大夫”之感。但亦有议员担心责任制会矫枉过正，令公务员不敢创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指，部门首长责任制不是取代现有的工作绩效问责或纪律机制，上述两项机制的调查对象涵盖所有人员，包括常秘。

她又称，政府鼓励创新，但同时要管理风险，相信司局长会判断是否有行政失责问题，一时不小心做错事不会启动二级制，如发生冒牌水同类事件则可纳入；被问首长责任制调查所需具体时间，她指，由于事件复杂性不同，难订标准。

重申倘常秘牵涉其中也调查

会上，杨何蓓茵指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她留意到社会对责任制，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强调在现行制度下，公务员要为其工作绩效问责，品行亦要乎政府要求，工作表现欠佳会由工作表现管理机制处理，若有不当行为则会由纪律处分机制处理，上述两个机制都会包括所有职级的公务员，由常秘至最基层的公务员，都是由同一套制度管理。

杨何蓓茵续指，部门首长责任制和上述的两级调查机制目的都是加强行政问责，令领导级公务员的责任更清晰，强调部门首长责任制“并非是取代现有的工作绩效问责，或纪律机制”，只是当中设立“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调查会以发生的问题为触发点，由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调查对象涵盖牵涉有关问题的所有人员，重申倘常秘牵涉其中，也包括在调查。她又指，调查机制非责任制的全部，只是备用部分，如果部门管理制度有良好成效，可避免重复性或严重问题，调查机制亦不需要启动。

杨何蓓茵：政策问题会政治问责

部门首长责任制完成调查后，倘发现有问题后，当局会再按公务员纪律机制处跟进。选委界议员陈祖光质疑，责任制涵盖的范围和逻辑存在问题，称部门首长的行政问责不包括全部常秘，予人“刑不上大夫”之感。他又指，过去公务员纪律调查机制已耗费大量时间，担心若加上首长责任制会令调查时间更长，亦关注倘调查过程中，不涉执行问题，而涉政策问题，当局会如何处理政策失误问题。

杨何蓓茵解释，过去政府执行纪律机制时同样会调查，惟现时只在部门内进行。首长责任制落实后，负责调查的个体有所改变。若涉部门内的高级公务员时，会邀请其他部门协助调查。她又指，如调查小组在完成调查后，认为涉政策问题，而非执行出错，相信政府会有合适方式作政治问责。

卜国明忧机制矫枉过正　令公务员不愿创新

经民联议员卜国明担心，部门首长责任制会矫枉过正，令公务员不敢尝试，问到如果部门首长是本著推动创新精神使用新技术，惟最终未如理想，会否被问责。杨何蓓茵表示，政府鼓励创新，但同时要做好风险管理，如做好风险管理仍出现无法预计的事情，相信司局长会判断是否有行政失责问题。

一时不小心做错事不会启动二级制　冒牌水同类事件可纳入

部门首长责任制下设两级制，如部门出现严重问题，或涉及广泛性的系统问题等，会由叙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展开第二级调查。民建联议员叶傲冬问到，政府能否提供例子，说明那些情况定会纳入第二级调查内。

杨何蓓茵表示，需要事件涉重复性问题，才会启动二级调查。倘有公务员工作一时不小心而做错事，并不会启动二级制，只需在一级制下交由部门首长调查。她举例，如果有上述机制后，冒牌水事件会启二级制，交由公务叙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调查。

责任制调查属内部调查　不能聘请律师

叶傲冬追问受查的公务员能否聘请律师，以及有否上诉机制。杨何蓓茵指，部门首长责任制下的调查属内部调查，而非刑事调查，公务员有责任配合，不能拒绝答问题和找律师。在部门首长责任制调查后完成后，部门会决定是否有不当行为而再启动机制聆讯，届时若公务员希望有法律代表可以再聘请。

事件复杂程度不同　杨何蓓茵：难订调查时间标准

另一民建联议员何俊贤指，不少部门首长有一定年资，担心若责任制调查时间太长，届时部分部门首长可能已退休，欠缺阻吓性。

杨何蓓茵表示，责任制下公务员需与公务叙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合作，而这为公务员工作一部分，强调若拖延等于不做其工作，可被视作不当行为，相信可使调查有效率，但由于事件复杂程度不同，难订标准时间。她又认为，倘日后调查列明即将退休的公务员要负责，该公务员亦会受到名誉损失。

杨何蓓茵：对已离职人员不会启动纪律程序

劳联议员林振升关注，假如有公务员或已闻到“㶶味”，事件快“爆煲”或要受查便提早辞职，当局将如何处理。杨何蓓茵称，若公务员辞职后休假期间，仍是公务员身份需要配合调查。即使有关人员离职后，调查程序会继续，因政府需要厘清事件，但对已离职人员就不会启动纪律程序。

另外，杨何蓓茵会后见记者时，被问及政府早前的说法，为常秘向司局长问责，现时是否因应社会有意见后，将常秘重新纳入返个调查制。她指，“从来调查都无设一个界限”，强调倘有问题发生，问题会触及的人、触及的制度、触及的事，都会在调查范围内，否则调查会失其效果，所以不存在重新纳入，而是如果需要调查的就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