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波又一波社交媒体的浪潮下，年轻人会被交友软件重塑恋爱观念、择偶途径、交友模式，青少年及学童则更易被社交媒体展示的过滤后现实、被算法放大的比较文化，以及即时却浅层的互动模式所影响，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学会了如何展示自己，却未必学会如何面对自己；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连结能力，却可能在现实中愈发孤独。当法国以公共卫生之名立法限制未成年人接触屏幕、澳大利亚开全球先河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希腊更于今年四月初宣布明年起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呼吁欧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香港仍在“指引与教育”的温和路径上缓步前行。过去一年，立法会至少三次质询政府会否收紧规管，换来的始终是“现时没有相关立法计划”的标准答复。当全球监管浪潮愈演愈烈，香港的“软性选择”究竟是周全考虑的做法，还是原地踏步的政策迟疑？

“社媒症候群”系列深度报道之四

青少年的“社会实验室”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精心修饰的“完美幻象”——KOL在沙滩灿烂笑容的背后，可能只是家中花槽泥地上铺几朵假花的摆拍；积极自律的健康生活，可能是多段视频拼接而成的表演；精致无瑕的肌肤和凹凸有致的身材线条，也可能是P图软件一小时的成果。面对这些打光灯下的精致生活，成年人未免不会产生焦虑，青少年与儿童更往往难以分辨，将这些滤镜下的生活信以为真，并在反复比较中，感到自己的日常黯淡无趣。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又为那些在现实中感到孤独、被边缘化的青少年，提供了一条“逃生梯”。他们可以在线上社群中找到认同，获得现实中稀缺的归属感与心理慰藉。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梁雅文博士​​以“社会实验室”形容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双面性——它既是探索自我、建立人际连结的平台，同时也是催生比较、焦虑滋生的温床。

另一重压力同样来自“错失恐惧症”（FOMO）。梁雅文引述自己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FOMO程度越高，进而加剧抑郁症状。限时动态的设计更加深了这种焦虑——“如果我不看了，会不会就错过了我朋友的一个故事？”她提醒，短视频的高频感官刺激可能影响青少年的专注力，而长期依赖虚拟互动亦令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力会减弱”。梁雅文建议，“不要用我的日常去比较别人的精华”，以及偶然进行“数码detox”（数码排毒：自愿减少或停止使用数码设备或软件），让青少年重新看见生活里的其他可能性。

社媒和网络的快速迭代也让网络暴力愈发猖狂，梁雅文的研究显示，本地中学生的网络欺凌受害率高达三至六成。欺凌形式不断变种，从改图丑化、散播谣言到刻意建立群组排挤特定对象，她举例：“我特意开一个群组，一开始你是在里面的，但是你进来了就踢你走，故意利用科技去排挤你。”这些操作往往发生在校外，教师难以追踪，“放学了，就算有很好的指引，是不是要老师24小时要看着她呢？”她亦发现不少学生低估欺凌的伤害，觉得只是“玩一下”，因此教育不仅要传递认知，更要赋权旁观者介入。她的研究指出，当青少年认识到应该制止欺凌，挺身而出的意愿便会显著提升。

使用社交媒体间接推高抑郁风险

有研究显示，在香港，15至24岁的人在社交软件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平均每周17.7小时。同时，青少年和学童日益增加的使用时间也不能小觑。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的《法国对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的规管措施》（《措施》）报告显示，根据卫生署2025年4月发表的学生健康服务年度报告，整体学生在上课日使用互联网或电子产品作娱乐用途达两小时或以上的人数比例，在八年间增加17%，于2023至2024学年达到61%。值得留意的是，尽管小学生的屏幕使用时间普遍较中学生为低，但其使用比例在同期升幅明显较高，意味着沉迷屏幕的年龄正在持续下移。

梁雅文与团队于2021年发表名为《社群网站（SNS）使用与忧郁症状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自尊和错失恐惧的中介角色》的研究，调查合共760名香港大学生。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越长，个人自尊感越低，错失恐惧（FOMO）的程度亦越高，并与抑郁症状上升有关。研究更推算，当每日使用社交媒体达约2.5至3.5小时，便触及“亚临床抑郁”（个体具有情绪低落，如悲伤、疲劳、睡眠改变）的风险点。

如果某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压力更大、更糟糕、更不像我们自己，那么或许就应该踩下刹车。

立法监管成全球浪潮

面对青少年及学童的社交媒体挑战，欧美发达国家的共识是采取强硬的立法规管和政策介入的方式。《措施》显示，法国自2022年起通过三项法例，包括学校“数码暂停”计划要求学生在校锁起手机、要求电子产品预设家长监护功能，采取更严格的成人内容年龄认证系统，以及禁止未满15岁青少年未经家长同意注册社交媒体。改革实施两年后，法国青少年每日娱乐屏幕时间由3.8小时减至3.2小时。

澳大利亚更将于2025年12月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要求平台强制执行年龄认证，对现存未成年人帐户停用或移除，违规平台最高罚款4,950万澳元。中国内地则采用了“实名制”与“限时令”等强技术手段进行管控。今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议将16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就在今年4月初，希腊政府宣布将在明年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旨在解决青少年日益严重的焦虑、睡眠问题及网络平台成瘾。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更呼吁欧盟采取统一行动，认为各自为政难以保证未成年不受侵害。

他玩的平台你不会玩，他用的网络用语你不会用，这样是无效教育。

对于国外实施的立法禁令，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对执法可行性表达深切怀疑：“你实名登记，人家可以拿其他人的户口。你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经营商，见到用户手续齐全，没理由拒绝他。但他开了之后转手给了另外一个青少年使用，你也不知道。”他形容，各国规管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束手无策”——全球范围内至今仍缺乏有效的教育与监管框架，而若由家长强势介入，又极易引爆家庭冲突。

梁雅文同样认为执法存在困难，“小朋友很厉害，你管我社交媒体A，我就用社交媒体B。青少年又可能认为使用社交媒体是自己的自由”。不过，她认为法国将矛头指向科技公司是好的开始，“科技平台要开始做事，设立一些限制，令到小朋友没那么容易接触到”。

“鬼仔鬼妹”经验是否适合香港？

香港目前的教育仍局限于教育和指引，中小学课程内会涉及“媒体素养教育”，卫生署则有使用电子屏幕产品健康建议。《措施》明确指出，“社会日渐关注上述较温和措施是否具成效”。过去一年，立法会至少三次提出质询。政府回应始终如一：列举现有工作框架，强调立法涉及公众接受度和执法困难，且直接声明“现时没有相关的立法计划”。尽管邓飞认为学校中的教育不只是时间短，内容更是趋于碎片化，并且无本地全面研究检视其效用。但他仍质疑，直接套用海外经验是否适合香港，“是否需要一刀切立法那么‘刺激’？”

他指出，香港青少年使用的社交平台以海外和内地为主，但资讯传播和接收方式却有强烈本地特色：“香港很少有自己的网络社交平台，但那些资讯的来源可能是非常本地化的，不能直接用海外研究‘鬼仔’、‘鬼妹’的结论直接套在香港身上。”尽管他认为外来文化对港影响有限，但强调香港社交媒体生态还有独特的违法风险：“卖私烟、太空油，应聘去帮财仔追债，那些广告是透过社交媒体很隐晦的，这个是香港的特点。”

他认为香港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本地化实证研究，他建议民青局、医卫局、教育局共同成立研究小组，委托权威学者或研究院开始全港范围内的研究，了解社交媒体对香港青少年成长、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形成的具体影响，再决定是否要立法、责任所属以及执法方式。

这一代孩童的未成年时期，不再是纯洁无害的白色象牙塔，而是充斥无谓的网络用语、色情信息、网络暴力、社交攀比，全球监管未成年使用社媒的浪潮正迫使每个社会直面这个问题。各国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制定政策、订立法例、严格规管，而香港却迟迟未提起笔——时间不会等人，政策犹豫本身便是一种立场。在立法和劝喻之间，香港或许需要先回答那个问题：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来保护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