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人把高考志愿填成一张没有误差的“精算表”，自己却在41岁猝逝在直播间外。一个贩卖“确定性”的人，最终被命运不可计算性击倒。在数千万家长眼中，张雪峰是那个说破职场潜规则、护航基层孩子的“自己人”；但在教育学者眼中，他却是把升学焦虑炼成黄金的“投机者”。当一个社会需要“避坑指南”才能看懂高考志愿，问题或许不在张雪峰本身。我们更需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让这门贩卖“教育焦虑”的生意长成了参天大树？又是怎么将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喂养成比成人更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

“教育之殇”系列报道之一

是基层家庭“引路人”
还是贩卖焦虑的“商人”

“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

“闭眼摸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好。”

“普通家庭的孩子，选专业要优先考虑就业，而非情怀。情怀能当饭吃吗？”

清早七点，这位内地高考志愿填报名师的直播间准时开播。屏幕上弹幕飞滚，家长们一边做早餐、送孩子上学，一边听他用东北口音劈头盖脸地输出。他的语速极快，语气笃定，时不时揭幕一些职场八卦和社会潜规则，像一个在饭局上跟你掏心掏肺的大哥——“中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但是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普通本科院校）招聘”、“寒门别学医，周期太长扛不住”、“不要报金融，除非家里有人脉资源”⋯⋯

这种“敢说真话”的人设，让他从一个考研辅导老师，一步步成为拥有超过4,000万名粉丝的超级网红。他的志愿填报服务收费过万仍供不应求，直播间更曾创下三小时销售两亿元人民币的纪录。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打破信息差的“引路人”，为普通家庭的孩子指出了一条明路；在批评者眼中，他是贩卖焦虑的“商人”，用耸动的话术把教育简化为一场生存竞赛。

今年3月24日，张雪峰突发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这个将教育精准量化为“效率、规划、确定性”的“精算师”，曾让无数基层家庭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专业趋势和行业内幕，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避开所有坑。最终，他自己却被生命的“不可计算性”击倒。哀悼与争议之中，人们开始再一次反思：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避坑指南”真的避开了坑吗？

“他是加剧了功利化，加剧了教育的问题，而没有去促进解决这些问题。”内地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张雪峰是在用简单的二分法，制造对立来获取流量，包括家庭背景对立——“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要报经济学”；性别对立——“女生不应该从事金融业，容易被潜规则”；地域对立——“偏远地方的学校都不要去”；以及最核心的专业对立——“文科无用”、“生化环材四大天坑”。

尤其是每年“高考季”，张雪峰都会制造一个新的专业话题，从新闻学到社会工作，从行政管理到市场营销，被点名的专业无一例外地遭到家长和考生的集体回避，内地高校某些专业甚至受此影响被迫停止招生或取消。

不过，张雪峰也有失手的时候。在2020年前后，他曾向考生极力推荐土木工程和建筑类专业；四年后，内地地产行业低迷，张雪峰又转口唱衰此类专业。熊丙奇指出：“在几年前按照当前形势做出的选择，在四年本科毕业、七年研究生毕业后，产业、行业、社会形势都发生大变化了，他无法预测未来，但总有人相信。”

张雪峰的语录，都带了一种过时的、陈旧的、迂腐的价值观念，不是面向未来的。

熊丙奇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模式：“踩踏式规划”——只管眼前的升学结果，不理会学生的长远发展，“家长只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张雪峰最核心的话术就是“避坑指南”——告诉家长某个专业是坑、某个学校不能去、某个城市没有前途。熊丙奇的追问一针见血：“他告诉你前面有坑，但那个坑避掉了吗？”他的“避坑”只是让一部分人绕开，而那些没有掌握信息资源的人，依然会掉进去。此外，在如今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专业、行业兴起和消亡都极其迅速——如何得知那个看似前途无量的工作又不是另一个“坑”？

家长不要长远规划
只要一个明确答案

张雪峰的走红，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是建立在一套精准的受众定位和时代土壤之上。首先是家长的需求，熊丙奇观察到，张雪峰的核心受众是三四线城市的家长，他们信息渠道有限、对教育制度缺乏系统了解、对孩子的未来充满焦虑，这些家长要的不是长远规划，而是一个明确的答案。当大学教授们还在循循善诱地问学生“你的兴趣是什么”时，张雪峰已经给出了家长最想要的东西——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家长执行即可。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熊丙奇指出，1990年代末期，高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在普及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等级化”——985、211、双一流等标签将大学分为三六九等，也催生了“名校崇拜”，“以前上大学就不错了，现在变成了上名校才不错”。正是这种将大学严格分层的制度，为“张雪峰们”（高考志愿填报机构在2010年代初萌芽）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当社会用排名、标签定义什么是好大学、什么是好专业，家长自然需要一份“精准攻略”来定位。

互联网生态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熊丙奇批评道：“理性的声音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是很慢的，而那种煽动性的东西很容易传播。”他认为，教育从业者不会不知道家长的顾虑，但煽动和刺激性的话语对整个社会发展都不利。更令人无奈的是，“学校的选科讲座，干不过一个自媒体的一句话。”当官方信息和专业指导在被算法放大的极端言论面前节节败退，“教育焦虑”就成了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

极度功利的时代下
学生比成年人更现实

张雪峰是这个教育极度功利化时代的产物，也是其最成功的代言人。“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在讲基础教育功利化、短视化。整个教育是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唯论文，这个‘唯’其实是大家心中的情意结。”熊丙奇这段话道出了张雪峰现象的深层土壤——他不是凭空出现的，他是整个社会功利化教育观孵化出来的。从家长到学校，从用人单位到政策制定者，每一个人都在这场“唯”文化的共谋中扮演了角色。

“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不要用兴趣绑架前途，兴趣不能当饭吃时，先吃饱再说”——张雪峰赚钱凌驾于兴趣的一系列金句被学生和家长奉为圭臬。李琳玮在福建省厦门市一所公立高中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据她观察，现在的学生比老师和家长都要现实，在信息化时代，他们能提前接触很多有关就业的信息，其中就包括张雪峰。“他们对张雪峰的价值观应该没什么负面评价，他们很信奉张雪峰代表的这套‘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竞争、强调弱肉强食”。

当教育只剩下“务实”和“计算”，当“稳定”和“上岸”成为一代人的集体信仰，当社会已经不存在空间让孩子探索自我、发展兴趣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理所当然指责“张雪峰们”的世俗功利？他或许不是一个好的教育者——他从未想过改革这套体制，只是告诉夹缝中的孩子从哪撞上去没那么疼。他的规划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当然称不上什么“安全路径”。但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的商人——他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的丑陋与缺陷，打包贩卖而已。

在香港，类似的故事正在以不同的路径上演。1997年回归后，香港的教育同样日益工具化——从殖民时期强调人文通识的精英教育，急速转向服务金融和地产业的“实用学科”崇拜。大学排名成为新的信仰，国际化沦为“将内地生计入国际生比例”的数字游戏，DSE从“达标赛”变成考验家庭资源的“排位赛”。两地在“失去教育想像力”上，殊途同归。

张雪峰走了，但他的问题留了下来：教育的本质，究竟是避免下坠还是探索自我，是让人不至于饿死，还是使人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下一代将活在怎样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