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高考“一试定生死”，香港的升学路径则为学生提供了更宽阔的试错空间——中学文凭试（DSE）成绩未达标者可先报读高等院校的“副学士学位”再衔接“学士学位”；或者先报读较易录取的学科再转科，限制相对较少，文科学也可以转读理工科。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接受《香港01》专访时形容，太早强行分流并不理想，而大学本科应是学生“摸索自己、认识自己”的自由阶段。然而，穿过这条相对灵活的升学通道，香港高等教育呈现出另一幅复杂图景：一边是院校为争夺国际排名而催谷论文、争抢生源，一边是学科失衡的蔓延和“水硕”市场的爆发所带来的产业泡沫。教育的本质，正在被量化指标悄然置换，而资源的分配也被批评丧失了公平的原则。

“教育之殇”系列报道之三

DSE有更多试错机会

在何顺文看来，香港教育制度“相对公平”。他指出，大学招生除了看DSE成绩，还看读书期间整体成绩、操行、课外活动、奖项等等，并不是“一试定生死”。此外，学生即使DSE未达“3322”的最低成绩要求，仍可透过修读“副学士”或“高级文凭”等途径衔接大学，“不会说一次考试不好就没有机会”。香港多间专上院校的跟进调查显示，有部分院校副学士课程升学率高达9成，如浸会大学。比起内地“一分压到一操场人”、“高考定生死”的“独木桥”，香港的升学制度确实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试错机会。

内地高考“选科绑专业”、一旦选定便很难回头，不少大学要求学生成绩达到专业前三才能转科。香港DSE的选科组合则相对自由，大学入学后也可以先修读基础科目再转专业，“香港逐渐将专业课程放在研究生院而非本科，例如两间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医学课程只要求学生有一些理学基础。”何顺文强调，太早强行分主修或专业“是不理想的”，他甚至认为本科教育也不应该过早分科，“学生多读基础学科才能知道自己专长所在”。

名校情意结掀家庭资源战

尽管如此，香港家长为子女争夺名校的战役，远比外界想像的要更早打响。每年升中派位期间，全港中学排行榜单广受家长追捧，多间传统名校的中一自行分配学额竞争极为激烈，仅凭学业成绩根本难以脱颖而出——从综合素质、课外成就、社会责任感、面试表现、是否与学校理念契合，到家长的信息、人脉、资源和经济实力，都成了决定性的考虑因素；部分学校的收生准则中，学业以外的“软实力”占比甚至高达四成以上。当升学竞赛的门槛从“考得好”变成“活得丰富”，家境优渥的学生自然更有条件积累亮丽的履历，而家境普通却同样优秀的学生，往往只能留在津贴学校的赛道上。

“好家庭才能上好学校，好学校才能有好资源，好资源才能教出好学生”的恶行循环之下，不少基层家庭的学生像被钉死在了更艰难的道路上，只能承受更不公平的资源分配。由个别媒体根据学校公布成绩自行整理的2025年DSE排行榜中，直资学校在前十名中占了七席，形成“垄断”之势。此外，香港教育大学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基层学生仅23.8%升读大学，但中产学生比率高达64.7%，后者是前者的2.7倍。

“达标赛”正在变成“排位赛”

何顺文认为，大学名校崇拜在香港并不严重。因为香港“相对开放和公平”，职场更看重“表现”而非“学历背景”，“再过多几年，可能没有人问你是哪个学校出身的”。

在薪酬谈判桌上，香港雇主也较为务实，求职平台CTgoodjobs的调查发现，雇主对不同大学毕业生愿意支付的薪酬差距不过一两千元。然而，名校毕业生整体薪酬仍然较高，例如，2024年港大毕业生（3.3万）和岭南大学毕业生（2万）的平均月薪相差一万多元。核心原因或许不在于“名气溢价”，而在于医学、法律、金融等起薪丰厚的“神科”，高度集中在少数综合性名校手中，而浸大、岭南等以人文社科见长的学校自然难分一杯羹。

再者，制度设计的灵活，并不保证竞争环境的公平。当内地中介将“借壳办学”、“卖学籍”、“影子学生”变成“保送DSE”的牟利招牌，当“高才通”子女能以受养人身份加入本地生赛道，DSE正从“达标赛”变为考验家庭资源的“排位赛”。

为何要玩商业机构的排名游戏？

如果说DSE在制度设计上仍试图维持公平，那么大学排名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商业游戏”。何顺文长期批评整体单一的主流排名的商业化本质，“又做球证又做球员，一边做排名，一边和院校合作刊登广告，缺乏监管，有利益冲突之嫌”。QS自2012年起提供收费星级评核服务——即通过对学校“亮点”的评级，在QS网页为付费大学设置不同“星级”标签，城大、教大、浸大等学校均有参与。何顺文坚持大学教育“是神圣的，有自己的尊严”，因此，尽管恒生大学没有退出排名，但始终拒绝投放资源竞逐排名。

然而，能够“不玩”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何顺文坦承，恒生大学能够置身事外，关键在于它是不依赖政府经常性拨款的私立大学：“公立大学的经费很多时候受一些指标影响，教资会都有排名指标，大学不玩那个游戏，是不行的。”教资会2010年发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报告，已明确指出排名问题，并且批评国际排名流于计算数据、忽略教学质素，却又自相矛盾地警告“排名一旦下跌，会有严重后果”，要求大学适应这场竞争。换言之，连负责资源分配的最高机构也承认排名有问题，却仍要求大学必须参与。

商业排名不是真的全面、真实、 可信地去反映那间学校的功能、价值。

“本科”学习一定不是商品

大学竞逐国际商业机构排名，本质上是功利主义逻辑对大学的全面渗透——排名指标、招生扩张、国际师生比，一切都以可量化的“效益”为导向。而这种功利主义，同样体现在大学内部的学科配置之中。社会长期被“中环价值”主导，人才培育政策也是倾向工具理性。根据教资会2023/24学年数据，“医科、牙科和护理科”毕业生月薪中位数高达45,000港元，而“文科和人文科学科”毕业生只有22,417港元，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半。

何顺文批评当局审批课程时“只看短期劳工市场”，做法短视。他主理恒大这10多年来，明知文科收生较少、甚至亏本开科，也仍坚持保留：“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全部都是实用的东西。就算冷门，也要给机会他们去读。他不是为了要找工作，而是为了兴趣。”

谈到“本科”和“硕士”的功能差异，何顺文斩钉截铁地说：“本科教育一定不是商品，而是探索自我，找到兴趣，找到意义，培养独立、自由思考能力的启发性过程。”而硕士课程则具备市场功能——没有政府津贴，院校利用硕士收入补贴本科发展，满足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对自我专业提升的需求。他不鼓励学生一毕业就读硕士课程，而应通过工作经验吸收、理解学科知识，再攻读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才能发挥进修硕士的更大效益。

学术标准正向商业逻辑妥协？

相较之下，在人口基数过大、应届考生竞争极其激烈的内地，本科毕业就立刻申请硕士课程，才是提升职场竞争力、节省宝贵时间最好的方式，而不停扩招的香港研究生课程又为内地学生提供了充足的选择。因此，大量内地生来港申请一年制硕士课程，同时引发了不少“水硕”（含金量较低的硕士学位）、“假学历”风波，影响香港高等院校的信誉。

近年，港大、中大分别接获数百宗怀疑使用假学历的非本地生申请。去年首七个月，香港警方已接获126宗涉及大专院校的怀疑假学历案件。有留学中介在社交平台公然宣扬“一年港硕是花钱买学历，虽然水但有用”，更有中介以数十万人民币提供“保录”服务。

情况越来越普遍，可见这不是个别院校“放松标准”的单一问题，而是非本地生扩招速度远超监管能力的系统性挑战。当硕士课程被视为院校的财政工具，当“国际教育枢纽”的愿景在执行层面被简化为非本地生人数的增长，学术标准便无可避免地向商业逻辑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