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学不只在“商业化”和“理想化”之间摇摆，如同香港一样，也在“本土化”、“国族化”、“国际化”的交织当中迷失。早有不少声音批评，本地高等教育制度只懂盲目追随西方路径，如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杨志刚就曾形容，“大学校园和讲堂内大面积缺乏国家情怀、不谈民族观念”。如今，香港高喊建设“国际教育枢纽”、“人才集聚高地”，但大学恶性竞争、缺乏合作、人才断层、产学研脱节等问题仍待解决。一所为香港、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大学，又应如何构建？

“教育之殇”系列报道之四

香港高教是“国际化”还是“全球化”？

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早在2013年发表的《解大学国际化争议与迷思》一文中，便区分了“全球化”和“国际化”这两个常被混淆的概念。“全球化”是跨越国界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强调经济效益与竞争；“国际化”则着重国际社会间的共同利益，鼓励合作、分享和共赢，注重非经济的考量。在他看来，“全球化”可以局限或阻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而“国际化”本该成为减少“全球化”副作用的动力。

他在文中写道，大学国际化应涵盖多重维度——从生源、师资、课程、科研的国际化，到师生思维和校园氛围的国际化，部分活动可在本土校园内实施，部分则须在境外进行。可惜的是，现实中的国际化却多停留在最表层的指标竞赛：发表更多国际科研论文、招收更多非本地生、聘请更多外籍教师、签订更多合作备忘录、设立更多海外分校和离岸课程。

不是拒绝排名
是拒绝商业排名

13年后的今天，情况有改变吗？即将于今年8月卸任的何顺文，委婉地说出了官员未必乐见的声音：“现在每一间大学都要扩招，找多些生源、拿好的排名，政府又要搞留学品牌、教育枢纽，某程度上将国际化观念更加模糊了，没有真正落实。”

“超级国际化”是香港高教界最引以为傲的标签，也是香港打造国际教育枢纽的“底气”，但这种“底气”，到底是真正的科研实力、教育质素、优质的生源和实践能力，还是被商业和媒体渲染出来的“空中楼阁”？

2026年的“泰晤士（THE）高等教育排名”和“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均有五所大学稳居世界百强。不过，THE排名机构曾坦言，香港八所公立大学的国际化表现出众，主因是“招揽大量来自内地的学生和教职员”。事实上，QS和THE作为两个主流排名机构，都将“国际学生比例”纳入排名标准，而中国内地学生也被香港特区列为“国际生”范畴。因此，从学校到政府，都不停地扩招非本地生以增加“国际化”元素。2025/26学年中，八大资助院校已有逾两万名非本地本科生，相当于本地资助学额近三成。

不可能一个人能改变全世界，但起码有多一些声音，多一些参考，多一些平衡。

“我不是说排名是错的，而是谁去做？怎样做？如何理解它的限制？不能把排名当成‘即食面’和金科玉律。”尽管恒生大学是香港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投入资源追逐排名的学校，何顺文仍强调自己并不拒绝“排名”的形式，而是支持将不同类型学校分门别类进行学科排名，例如设立私立大学学科榜单。另外，他也支持非牟利性质的国际大学排名，例如欧洲的“U-Multirank”，主要透过教育界人士和国际认可的公信力机构进行排名。

何顺文认为，政府、学校甚至媒体都不应过分渲染商业排名；他又直言港府的做法“完全出于公关和经济的视角”，“官员不应该提国际排名，那是很低层次的”。在他看来，真正的“国际化”——“是看香港高等教育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力和领导作用”。

香港各大院校仍在竞逐国际排名之际，内地不少优秀大学已出现退出这场商业游戏的趋势——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及兰州大学等多所内地985名校先后宣布，不再向国际排名机构提供数据，希望回归以人才培养为本的“中国特色”。

大学忙于互相竞争
如何解决全球难题

何顺文在恒生大学成立了青年可持续发展领袖研习所，每年与海外合作院校举办社会创新比赛，推动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每支参赛队伍必须由恒生大学学生和海外院校学生混合组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和交流，去解决现在社会全球出现的老龄化、环境保护、和平，以及探讨怎样解决贫穷地区问题、怎样提升社会公平，一起做出一些对全人类有贡献的事情。”这是何顺文的坚持，也是他的信念。

可是，环顾本地大学生态，多数院校仍以“国际排名”作为主要优势，而激烈的“竞争”也就无可避免地取代了共赢的“协作”。何顺文直言，“大家都很在乎功能性，不能吃亏，所以一定去抢学生，争取更多的收入，满足国际生指标。”他指出，大学的教研活动本应互相补足，但排名游戏却将院校推向零和博弈——“学校有个体的目的，老师有个人的目的，学生有个人的目的，有时是与公众利益互相竞争，而不是为了整体社会发展。”

这种竞争的具体表现之一，是负责分配大学资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设立的“优配学额”机制。每三年，八大院校须从一年级学士学额中强制拨出4%到6%交还教资会，汇聚成一个公共“彩池”，再提交学术发展计划书互相竞逐，从彩池中重新争夺这些学额。教资会的教学拨款按人头计算，学额一旦被抢走，失去的不仅是资源，还有声誉。

本港大学的人才，世界一流，但为何对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的贡献，世界三流？

温和还是激进
高等教育如何改？

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杨志刚多次在《香港01》专栏“扬言自得”撰文批评有关机制，并且形容这是“大学校长的恶梦”，而世界其他地区的高校都没有如此“割喉式”的恶性竞争。院校忙于内部厮杀，便无暇思考如何协作解决本土问题，很多政策讨论只能流于表面——而高校为了提高排名，则更倾向于脱离实际的科研议题，于是，当创科浪潮席卷全球，香港高等院校空有顶尖的科研论文与专利，却始终跨不过产学研之间那道鸿沟。

不少意见指出，大学应该改革，并从“顶层设计”切入。香港专上教育制度，源于英国高教传统，也长期跟随英国标准。过去20年最重要的两份高教政策文件——2002年的《香港高等教育报告书》（Sutherland Report，又称“宋达能报告”）和2016年的《香港教资会资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报告》（Newby Report）——都是由主导教资会的英国专家撰写，也以有关专家姓名作为报告简称。这些报告当然也有讨论排名指标、国际化比例、资源配置效率，但来自外国的他们，自然不会追问香港的大学对于本地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责任和作用，也就难怪整个体系只能继续沿着英美划定的跑道竞逐。

“香港不可能永远跟西方的一套走。”何顺文坚定地说，“香港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整体的高等教育蓝图，能够回答究竟高等教育是什么，怎样服务本土、怎样服务地区、怎样服务全世界？”他指出，政府官员“都不是高等教育的专家”，所以制定的指标“只是讲科技、讲经济、讲人才”，却忽略了高等教育在人民、文化、社会层面的功能。特区政府刚刚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咨询文件，而何顺文认为这正是大学改革的好契机。

谈及“大学改革”，杨志刚的建议曾经引发不少回响。他提出大刀阔斧，模仿抗战时期成立、堪称“中国高等教育传奇”的“西南联大”，将香港八大院校合并为“香港联合大学”，并取消教资会——八所分校校长职权不变，但改向“总校长”负责；学生可以跨校上课、学分互认、资源共享；港联大统一向外部提交排名数据，从此不必内部厮杀。

香港汇聚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与亚洲社会的伦理文化，对教育有承诺、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加上得天独厚的社会制度、语言法律和国际化环境，却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将全球社会融合得更和谐，共同做出对全人类有贡献的事情。

何顺文则认为合并院校“是难的，因为院校都是自主的”，而维护院校自主性和多元性同样重要，因为不同类型院校可以互相补充、给学生和家长更多选择，才能形成高教生态的良性循环。他提出四个改革方向：第一，大学要找回公共使命，“不是纯粹让学生找工作、老师升职、院校拿经费”；第二，政府应制定完整的高教蓝图，新加坡和日本早有类似纲领，香港长期空白；第三，公立大学拨款机制应检讨，财政能力强的院校盈余达数百亿元，是否仍需每年领取大量公帑，是否实现“大学公司化”；第四，学科配置不能只向就业市场倾斜，“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全部都是实用的东西”。

真正的改革，既需要大刀阔斧打破制度牢笼的勇气，也需要无比的信念坚定对教育应存的想像——在香港真正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人才集聚高地”的那一天，我们能否看到，一所为香港、为中国、也为世界培养人才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