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开始，内地高考成绩陆续放榜，对于部份被“军事化管控”了三年的高中生而言，接下来的四年大学生活堪称“空心化狂欢”——“水课”泛滥，“清考”放水，“严进宽出”让本科四年缩水为三年。应试教育教会了学生如何得分、如何避坑、如何在丛林法则中存活、如何在十几岁的年纪就比成年人更现实。却鲜少追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套教育制度，究竟是在教育“人”，还是在批量生产这场“生存竞赛”里无意识的“机器人玩家”？

“教育之殇”系列报道之二

高中工厂里的“囚徒”

香港人或许难以想像，内地高中生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整整15个小时，他们的生活被压缩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之间；从周日到周五，周而复始——不过，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的情况，两个月只允许学生休息一天的极端军事化的高中，不在少数。“我现在任教的高中就是我以前的母校。”26岁的李琳玮（化名）是厦门市一所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教龄一年多。她回忆自己11年前读高中的时光，“那个时候我的学校还没有晚自习。”而现在，高中生的学习时长明显比她那一代更长。

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随时可以打开监控班机的画面。上课期间若有学生想离开教室，必须登记后领取一个牌子——“拿这个牌子去上厕所，回来之后把牌子交给值班班长，其他想出去的同学也得拿着牌子才能接着出去，一次最多只能三个人。”李琳玮补充，“是因为之前出了一些事情”——学生自杀，内地高中发生过学生在晚自习时跳楼自杀的事件，“有些规矩背后都有血淋淋的先例，领导只能憋出一个至少能把锅甩掉的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0条规定，“学校应将网络素养纳入教育内容，规范学生在校使用电子产品”。不过这条法规经常被学校“一刀切”——变成“禁止学生将智能设备带入校园”。没有了手机，学生们的解压方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在为数不多的体育锻炼时间，许多学生也选择留在课室学习而非外出运动。

学不懂也要拼死学物理

内地高考长期实施文理分科，除了语数英必修外，文科生考历史、政治、地理，理科生考物理、化学、生物。2024年前后，国家全面实施新高考分科制度“3+1+2”，即语数英三门必考，再从物理/历史两科中二选一，最后在四门选考科（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任选两门。该政策本来是为了规避传统观念文理分科导致理科生缺乏人文素养、文科生缺乏科学逻辑的问题，并希望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和未来专业志向选择科目，但在功利主义的升学目标下，“文科无用论”愈演愈烈。

李琳玮任教的学校，曾以文科见长，但如今选物理的有16个班，选历史的只剩下3至4个班。她形容，“现在的学生比老师和家长都要实际”，在信息化时代，他们能提前接触到大量有关就业的信息——“12种选课组合大学专业覆盖率统计表”清晰显示，选物理、化学、政治，可以选择逾99%的大学专业，而选择纯文科专业的学生只能选择不到一半的专业。李琳玮观察到，现在学生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竞争、强调弱肉强食，“哪怕学不懂物理，他们拼死也要学物理。”此外，文科老师在校内已经供过于求，学校甚至停止招聘新的文科老师，把“冗余”的老师派往别的校区。

内地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警告，这种趋势最终可能反噬学生本身：“历史类的招生计划总体大概占30%左右。以前选历史太多，分数竞争激烈，家长说要放弃历史；现在全部选物理，未来就会发现学位供不应求。”甚至有家长明确表示，“我的孩子就算能考上北京大学文科专业我也不让他去，还不如去读一个二本的理工科。”他认为，这种“文科无用论”的泛滥，一方面是高校扩招时大量增设低成本文科专业，导致文科教学质量层次，毕业生就业困难，反过来印证了“文科无用”的论断；另一方面则是张雪峰等KOL在网络舆论中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科大量扩招，但社会需求和教学水平没跟上。就像我原来只请200个人吃饭，现在变成2,000个人吃饭，还是那么多饭，请问你吃得饱吗？

“一分压倒一操场人”的制度逻辑

尽管李琳玮任教的学校学生优秀、自觉性高，家庭条件亦不差，但家长和学校仍近乎变态地关注学生成绩，“每周周考的成绩，家长用手机随时能查到”。对校长而言，两个校区之间的成绩竞争是红线，连总分的小数点后两位都要拿来比较，“你的班级成绩比另外一个校区差的话，校长直接就来找你。”即便是月考，也不允许落后。

这种“一分压倒一操场人”的论调早已在内地基础教育中根深蒂固。熊丙奇分析道，19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是“精英化”，2002年开始走向“普及化”，然而，随着高校的扩招，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等级化”。“出现了985高校、211院校，衍生出名校崇拜。以前上大学就不错了，变成上名校才不错。”内地中考、高考的人数年年升高，分数、学历、院校陷入了疯狂的“内卷”。

然而，名校的门槛并非仅靠分数就能跨越。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家庭资源的差异被放大。李琳玮观察到，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有钱的学生能获取的教育资源也比家境不好的学生多多了。”她遇过有家长坦言“我们家就只补得起这两科，其他我们就补不起了”，而另一些家庭则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为孩子铺路。

学生觉得自己不适合高考，家长马上把他安排去香港读DSE，也有的直接出国，或者去北京读书，你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资源上，更体现在信息的获取和运用。李琳玮见过一些公务员或教师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深谙体制内的规则——知道什么学科组合是为了考公务员做准备、清楚哪些学校在招聘中有优势。“哪怕有些孩子的成绩要更好，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信息，最后走了弯路。”高考志愿填报可填80多个志愿，规则极其复杂，学校提供的职业规划支持却远远跟不上。李琳玮坦言，学校的职业推荐会全靠班主任“良心手搓”（自行编制），但班主任的信息和能力也有限。

熊丙奇的批评更为尖锐：“学校的选科讲座，干不过一个自媒体的一句话。”当教育焦虑成为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理性的声音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便愈发艰难——“因为它有思考的，而那种煽动性的东西很容易传播。”而最终为信息差买单的，永远是那些最没有资源的家庭。

高考终点后的大学教育空心化

如果说高中是一场名为“高考”的漫长战役，那么大学则是一场劫后余生的狂欢。“严进宽出”、“教育空心话”内地大学教育长期以来的问题。“一些学生到了高校变得迷茫，无所事事，难以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他批评大学开设“水课”给学生送学分，用“清考”制度送不合格的学生毕业，实质导致“大学本科四年缩水为三年”，甚至新闻报导中也不乏高分考上名校的学霸因不上课、不考试，待在宿舍打游戏被学校劝退。

在供给端，高校同质化问题同样严峻。熊丙奇指出，地方本科院校为了节省办学成本、体现办学政绩，普遍选择了办研究型大学、以考研为导向的路径。“学生一进大学就被教育为把考研作为毕业出路，学校也只研究考研率，而不研究毕业生究竟到哪些用人单位就业。”他指，尽管现在本科院校教学素质低下，但如果说要以缩招的资源进行专业改革，家长一定反对，目前本科院校的社会需求就是既要扩招、要名校、要好就业，又不接受自己的孩子被淘汰——改革便在这矛盾中举步维艰。

文科生或成AI时代稀缺资源

熊丙奇直言：“中国90%的大学都应该进行职业教育。”但现实中，职业教育长期被污名化为“次选”，社会观念的转变遥遥无期。他主张落实“分类发展”——让少量研究型大学专注学术，普通本科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增设职业大学培养技术型人才，避免高等教育的“等级化”与“千校一面”。

“未来十年也很难改，我们会面临2029年的中考高峰，2032年的高考高峰。”他坦言。然而，少子化的浪潮正在逼近，“少子化会对中国的教育生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比人工智能的改变还大了。”当大学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那些缺乏特色的院校将面临淘汰。

但更根本的转变，或许来自AI时代对人才需求的重塑，而这并不是理工科行天下的时代。“你要跟AI对话，你提会问、你会思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用的能力不就是文科的能力吗？”在熊丙奇看来，那些被贬低为“无用”的批判思维、表达能力与人文关怀，恰恰是下一个时代最稀缺的素养。学校疯狂追逐理工科的今天，文科生或将会成为未来的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