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一部全素人、讲潮汕话、投资仅1,4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1%的排片率起步，一路逆袭，最终以全球21亿元票房、9.3分豆瓣电影评分，成为今年影坛最大黑马，更引发观众和电影产业对“大制作”还是“小成本”的思考。很多人都问：《阿嬷》诞生于深圳，但这个关于家庭、文化、记忆、情谊和告别的温情故事，为什么会在一座被反复倍贴上“文化沙漠”标签的城市中诞生？问题或许不在于深圳“有没有文化”，而在于那些想拍电影的深圳人们，都做了什么？

“文创圳兴”系列深度报道之一

“有了前三部赚钱的电影，才有了《阿嬷》”

《给阿嬷的情书》大获成功之后，导演蓝鸿春接受访问时，多次将团队的成功归因于深圳这篇土壤的持续滋润，并认为《阿嬷》是敢闯敢拼的城市创业精神在文化领域的一次生动投射——一个从潮州走出的年轻导演，深圳到底给了他什么？

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会长李亚威的名字，出现在《阿嬷》片尾的“联合监制”一栏。但李亚威接受《香港01》访问时，坦言不愿意“蹭热度”，只愿意承认这一句：“蓝鸿春是从‘联合会’的‘小成本电影扶持计划’走出来的导演，我们之前有过帮助就够了，电影成功是导演的才能。”——深圳早于2019年率先推出有关计划，获宣传部支持、由联合会负责推进，针对小成本电影“找钱难、把关难、发行难”的痛点，进行全流程的帮扶。

蓝鸿春正是在该计划的帮扶之下，完成了前期的三部代表作品——《爸，我一定行的》（2018年）、《带你去见我妈》（2022年）、《四海潮味》（2026年）。前两部作为联合会监制的院线电影，均有盈利。李亚威指，除去宣发成本，按纯制作成本计算，《爸》投资约300万元、最终票房4,700万元，《妈》成本不到600万元、赚了2,374万。《阿嬷》的制片成本超过帮扶计划的800万元预算，所以未有参与其中。不过，在筹划之初，蓝鸿春也曾与李亚威商量剧本的构想。“因为有了前三部赚钱的电影，才有了《阿嬷》。”李亚威直言，《阿嬷》是“天时地利”的产物，而非可以复制的电影模板。

“深圳的电影故事是拍不完的”

李亚威出生在东北，21岁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待就是16年，从事过编辑、编剧、导演等不同文艺工作。1990年代，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老工业基地闻名的东北风光不再，大批国有企业亏损，“下岗潮”涌现，电影厂更是处于异常窘迫的环境。李亚威眼中，1994年的长春“死气沉沉、令人疲劳”，坐不住的她决定离开，“希望能到一个火热生活的地方去”。于是，她去了深圳，被分配到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在那座刚刚吹起改革春风、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新城市里，李亚威发现，深圳电影产业已与全国一同起步，而且水准“一点都不差”。此前，深圳已于1985年摄制了堪称“现象级”电影的《少年犯》，用真实少年犯的自我演绎，开创中国法制题材电影先河。及后深圳的基建与文化高速起飞，她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2000年前后，她身兼编剧、导演、制片、发行多职，创作了七部聚焦深圳普通人的小成本电影，包括《眼睛》、《妈妈飘着长头发》等作品。2015年，深圳市委宣传部下达文件，让她牵头成立“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从项目的胚胎到最终的发行，以服务平台的形式打通深圳电影产业链。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不比全国差（的土壤环境），我才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一片沙漠。”关于“文化沙漠”这个标签，她认为人们“往往以这个城市有没有高楼大厦、科技是否发达、生活是否优越来衡量文化水准”，但深圳有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不能说是一片荒地”。只是因为大批全国各地和海外人士都汇聚当地，形成了移民文化——尽管有些复杂，却是多姿多彩。她肯定地说：“深圳的电影故事是拍不完的。”

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也是一个出主张、出格的地方。要是完全按部就班地做，是做不出东西来的。

“投一部大制作电影，能投五六部小成本”

2018年开始，李亚威带领“联合会”走访了深圳100多家民营影视公司，发现一个普遍困境：年轻导演们为了电影梦“砸锅卖铁都要自己做一部电影”，但行业状况却是“激情投资、盲目投资、不敢投资和自嗨投资等导致惨败或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民营影视公司“机构各异，良莠不齐，又缺乏专业指导和判断”，导致许多电影人“感到十分迷茫”。

当时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转型阵痛期，观影人次下降、票房整体下滑、多家电影上市公司预计亏损、影院陆续结业。相较以往大流量、大制作为主的电影，观众开始更喜欢“内容为王”的“良心制作”，倒逼产业升级。以今年为例，票房破亿的新片数量同比下滑，上半年票房逾2亿元的影片仅13部，较去年减少近半，其中不少还是大制作。投资风险被无限放大，担心一旦失败就会血本无归。李亚威算过一笔帐：一部电影投资2,000万元，输了就归零；同样的资金，如果拆成五、六部小电影，总有一部能成功。这是她最务实的判断，也是“扶持计划”的底层逻辑——让年轻创作者先用小成本活下来，再谈梦想。

2019年，“扶持计划”应运而生。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负责内容把关与制作指导、深圳市影院联合会则负责协调发行资源，一套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制作、后期送审的全流程孵化机制就此建立。在剧本诞生初期，“联合会”就会安排“路演”，邀请各路专家评审，“都是全国名流，一线的制片人、一线的编剧、一线的导演”。如果专家当场否决一个项目，联合会也会直接要求团队停止拍制，以免民营公司受损。

“扶持计划”开始至今，共制作完成25部电影，其中18部获得国内外奖项。李亚威强调，小成本电影是“自己造血，政府扶持”——拍制完成才拿成果申请补贴。她透露，政策正在调整中，旧补贴最高100万，新政策力度会更大，但原则不变：不让公共资源打水漂。

“未来七成电影会是小成本制作”

如果说深圳孕育出《阿嬷》是惊喜，那么另一部上映20天票房就突破20亿元的热门电影《功夫女足》，则恰好印证了深圳作为科技之城、创新之都的实力。这部周星驰导演的大制作，3.8亿元投资有中有一半用于视觉特效制作。全片超过1,200个特效镜头都由AI系统制作，是国产垂直影视AI系统首次在院线A级商业大片中规模化落地。电影大量拍摄戏份都在深圳坪山新区完成，该地不仅已有占地18万平方米的国际影视文化城，还在推进微短剧出海基地、AI+影视、大湾区数智影视创新高地等深度融合了城市优势的产业新方向。

影视市场如今面临短剧、AI的冲击，但李亚威认为，“真人表演的故事片，尤其是中等成本的情感类电影，仍会长期存在”，而小成本电影则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精神产品形态”。在李亚威看来，小成本和大制作的区别不在于谁更高级，而在于“看题材”。她说，如果拍战争片，“一会儿战场三分钟，我得死多少人”，成本自然高；如果拍一个人从头到尾在一条街上的故事，成本就低。小成本电影不是“穷人版的大制作”，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细的电影形态——人物少、情感集中、故事要一步扣着一步走。

李亚威预判，未来中国电影市场70%都可能是小成本制作，“因为成本少，越来越多的电影就能走出来，实现良性循环”。她强调，联合会对小成本电影的定义也在不断调整——最初规定为800万元以内的制作成本，如今已经上升到2,000万元。但核心原则不变：故事行不行，比钱多不多，更加重要。她说：“小成本电影比大成本电影必须更高一筹。大成本可以用钱砸，小的没办法，只能靠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故事不断的转折。”

“小成本不影响把一个故事讲好”

“素人表演”是深圳小成本电影的另一个核心主张。李亚威说，这是联合会“最早提出来的”，“大腕儿（大明星）片酬过高，350万元一个大卡司就没了”。省下来的钱，可以放在打磨故事和制作本身。事实上，素人演员的优势不止在成本——在一些特定的地域题材里，专业演员反而成为短板。她以联合会扶持过的一部影片《孜木嘎拖》举例：“电影讲的是彝族山区里孩子的故事，孩子们都说彝语，专业演员绝对都演不出那种真实感。”

蓝鸿春导演的作品便是采用这种模式，《阿嬷》里，最大咖的演员除了“泰国影后”乌萨·萨梅坎姆（Usha Seamkhum）外，便是一位84岁的潮汕老人，因孙子是拍摄潮汕家庭生活日常的博主而闻名；主演三人则分别是普通大学生、主持专业毕业生和插画设计师。小成本电影因没钱请大明星，无可奈何下采用素人表演，最后竟成了市场中最被认可的选择——时到如今，大部分观众已不愿意再为片酬动辄千万元却演技平平的流量明星买单。

李亚威提到，年轻导演半夜完成制片，会兴奋地打电话报喜；遇到问题时，也会第一时间哭着找她。她笑说自己是“沙场点兵”，没有KPI、没有“五年规划”，只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当大制作接连倒下，深圳便用更轻、更快、更安全的方式，让年轻电影人先活下来。或许那座城市的文化，不只在高楼里、代码里、分秒必争的技术工厂里，也在那些深夜哭诉的电话中、改了又改的剧本中，在每一格被点亮的银幕画面里，默默地生长。

电影最重要的还是故事，小成本不影响把一个好故事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