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里，香港文创团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有好的创意，但需要一个能真正把产品推到市场的机会。”说这话的人，往往带着作品和热情，却卡在“从产品到销售”这一环——样品做出来了，订单在哪里？定价怎么定？内地法规、税务、供应链、渠道，每一步都是陌生考题。他们去深圳，是为了更大的市场；但到了才发现，最大的难题恰恰是找不到市场。香港文创讲究规范、细节与品牌积累，深圳文创追求速度、结果与快速验证。从维港到前海，两种逻辑在同一屋簷下碰撞。

“文创圳兴”系列深度报道之四

文创的价值在于跨界

“90后”郭芝君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赴瑞士修读酒店管理专业，回港后从事过几年销售及市场推广的工作，直到去年12月选择跨过深圳湾，成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的生态合作部经理。她的兄长是第一批接触前海的香港青年，十年前就创立了与机器人相关的企业。而她之所以同样选择前海，是因为深圳物价水平相对较低，而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更高，再加上前海为香港人提供了多项补贴政策，让她可以保持很好的生活质素。

十余年前，前海还是一片工地和滩涂，如今，一座以“梦”为名的园区在那里生长出来。它的设计师是香港人，它的第一批使用者是香港青年，它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目的地——让香港的年轻人，北上落脚。2024年，前海进一步深化“梦工场”的角色，将 “深港合作”确立为核心主线。如今，园区内的418家企业有近九成来自香港，秉持“港人服务港人”的原则，运营团队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像郭芝君那样的港籍员工。

同年，梦工场正式将“文化创意”列为五大重点赛道之一，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命健康、金融科技并列。作为生态合作部经理，郭芝君的职责包括资源对接、活动策划、深港联动项目，以及协助团队在园区内外建立有效连接。她认为，一个孵化器把文创和硬科技放在同一张桌子上，这在整个大湾区都不多见，意味着“文创不再只是附属品，已经被定义为一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她本人对文创的理解也在入职后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消费端和美学层面，转向产业视角：“文创的价值可以推动其他赛道产生有价值的crossover（跨界）。”——这也正是梦工场把文创作为独立赛道的商业逻辑。

开不了内地发票成北上原因

卡必达科技创始人吴美仪是另一个从维港落脚前海的香港年轻人——1997年出生，香港大学文学士及教育学士（双学位）毕业，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2019年暑假，她去北京故宫实习，亲眼见证故宫文创市场的爆发。“很多年轻人排队买，有些产品甚至断货。”就在那个夏天，她萌生了用现代设计去做传统文化文创产品的念头。

2025年，卡必达在香港成立，专注“文创+科技”，以NFC为技术核心，打造文化艺术元素的智能名片、科技文创产品和NFC非遗产品。公司采“产品为主、活动为辅”模式，为文博、文旅机构提供科技文创定制服务，让传统文化透过轻量科技实现动态连结与互动体验。卡必达在成立几个月后，就选择入驻前海梦工场。原因很务实——香港公司主体在对接内地机构时，存在发票开具等财务结算上的客观壁垒，无法顺畅跟内地文博机构合作。

吴美仪坦言，此前也了解过香港的数码港和科技园，但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如果留在香港园区可能只能解决一次的合作，而前海能提供平台和基地，快速对接大湾区的工厂，乃至全国各省市的市场。“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很多政策都对香港人最友好，而梦工场本身就是为港澳青年量身订造的。”吴美仪说，从决定到落地，只用了半个月，有专人主动对接，“梦工场每天接触的也都是香港人，一看就知道你缺什么”。

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运营”

“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帮我找生意’。”郭芝君认为，香港的文创团队往往不缺创意，缺的是与市场对接的机会。Labubu和B.Duck是最好的例子。Labubu由香港艺术家龙家升创作，经由泡泡玛特开发为盲盒产品，风靡全球，去年营收高达141亿人民币；B.Duck由香港设计师许夏林创造，公司总部迁至前海后，授权商品及业务种类已超2.5万种。两条路径高度相似——香港创意加上大湾区的产业化能力，才能变成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IP。

在郭芝君看来，B.Duck最能说明这种“产业化”的过程，“深圳到处都可以见到那只黄色鸭子”——商场有主题乐园，公园有巨型装置，茶饮品牌有联名周边。这只小黄鸭不再是维多利亚港上飘着的“一次性”打卡装置，而是一个持续运营的、具强商业价值的IP。她认为，好的IP可以同时赚取产品销售、授权、联名、内容开发与场景体验等多层收益。

香港讲“为什么做”，深圳讲“先做再说”

对香港团队来说，深圳提供了一个“把创意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市场”的完整路径。2025年，深圳有3,904家达到国家规定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人民币，产业规模仅次于北京。数据背后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把创意落地的速度。

郭芝君把两地的优势总结得很清楚：“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视野、设计美学、IP内容的原创力，以及成熟的出海渠道与品牌意识；深圳则提供完整的产业链、快速制造与迭代能力、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科技赋能的落地条件。”两者结合，往往能把“好的创意”真正变成“可规模化、可体验、可商业化”的产品。她观察到，香港团队习惯先想清楚“为什么做”和“故事是什么”才执行；深圳则更讲速度，先做再迭代。两种逻辑各有道理，但没有中间机制协调，就容易产生摩擦。而梦工场的作用之一，正是充当这个协调者。

卡必达正是受益者之一，入驻九个月，合作的文博机构已覆盖约十个省市。吴美仪认为，如果只留在香港，未必有那么多的机会。据她观察，两地市场各有优劣：香港消费力强，但市场规模有限；国内市场大，但价格敏感度更高，为文创机构提供了海量的合作可能性。此外，两地对文创产品的需求也不同，在香港，一张NFC名片可以定价400元港币，但在内地早就无人使用名片，她因此迅速调整公司业务，转向更多定制化的B端内容。

降低的是成本，筛选的是质量

梦工场园区提供低成本空间、基金对接及孵化服务，旨在降低香港团队的试错成本，惟入驻仍须符合既定评审条件，入已获投资、已获政府或高校资助，以及获得相关比赛奖项。根据其评审要求，对刚起步的文创团队而言，这并不容易；实际能入驻的，大多已有一定市场验证基础。入驻后，一个项目通常经历申请与初审、专家联合评审、入驻签约，然后进入为期三年的全周期服务——政策辅导、市场资源、投融资对接、曝光机会，定期评估，加速或毕业。团队按苗圃期、孵化期、加速期三类划分，不同阶段获得不同支持。

郭芝君说，判断一个团队值不值得支持，会看几个核心指标：是否有清晰且可验证的商业模式、是否具备知识产权与独特性、是否能与深圳的产业链或科技能力产生协同，以及团队本身对“落地”的真实意愿。KPI则综合融资进度、营收、市场落地、知识产权与就业贡献等指标。在她看来，文创团队最缺的往往不是钱，而是市场推广和对外谈判的能力。梦工场最大的价值是园区的生态系统，帮他们对接资源，“但能对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具体项目和时机”。

政策层面也在同步跟进。2025年，前海出台了首个文化产业专项政策，18条措施以资金奖补、税收优惠、市场对接和资源倾斜等方式聚焦深港合作、产业发展与文旅消费。数据显示，同年首8个月，前海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9.9%。

深圳的“科技+文创”实验

“科技+文创”正是深圳文创的独特赛道。在梦工场，文创的定义比传统意义上更宽——不只是IP或设计，运动品牌、滑雪产品、影视后期都被划入这个赛道。郭芝君观察到，运动生活方式的兴起正在重塑文创的边界，而华发冰雪世界的落地，更让滑雪用品从一个小众领域变成值得关注的细分市场。科技材料与运动文化的结合正在改变产品本身的属性——滑雪板不再是简单的运动器材，而是承载设计美学、材料科学与功能性的复合体。Overide就是其中一家，由香港青年创办，已在华发冰雪世界开设实体店。

郭芝君认为，深圳适合的文创，是能与产业、科技、消费场景深度结合的类型——有明确用户、可快速验证、能规模化的文化产品。在她看来，“科技+文创”极具潜力：科技可以赋能内容生成（AI）、体验升级（AR/VR）、精准分发、供应链优化，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文化产品”。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AI陪伴玩具、AR手办、数字IP等探索方向，但大多数仍处于早期阶段。她强调，两者结合最难也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同时理解“故事为什么重要”与“如何让故事真正落地”，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对话，而不是简单的叠加。

目前约10%的在园企业属于文创赛道，大多仍处于培育期。据她观察，最容易跑通的通常是实体产品或B端服务，针对大型企业做活动策划或品牌联名；直接面对C端消费者的纯内容型项目，需要长时间累积用户，在深圳的竞争环境里更难生存。

要为文创找适合的科技

在吴美仪看来，科技是普适的，在不同地方都是一样的技术逻辑，但文化是在地的，每一种非遗、每一座博物馆都有它独特的叙事方式。NFC只是一个轻量级的接口，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文化内容能否引发共鸣。关键是，“要为文创找适合的科技，而不是用一个科技生硬地套用到每一种文化之中。”她相信，好的文创可以成为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开端。

她认为，在大众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提升，文博展览、文创新产品消费热度爆发式增长的今天，“科技+文创”正迎来巨大的市场红利与增量空间。从维港到前海，吴美仪走过的路，正是香港文创北上的一条新路径——不是把香港的创意搬过来，而是让它与大湾区的产业链、科技能力和庞大市场发生化学反应。对她来说，科技文创的最终意义，是让传统文化不再只是符号，而是以年轻人能感受、能互动的方式，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