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上市后股价暴升，不仅写下A股资本神话，也是“合肥模式”证明地方政府可在关键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教材。香港社会对长鑫关注，除了惊叹其撼动全球半导体格局的宏观意义，也应参透其背后的经济治理逻辑。当全球经济治理思维主流由自由放任转向产业政策主导，正试图以北部都会区撬动经济转型的香港，能否从合肥的“耐心资本”中参透经济治理的真谛，彻底告别“积极不干预”的迷思？这不仅是一场经济转型，更是一场刻不容缓的管治思维革命。

长鑫资本神话背后：合肥国资的十年布局

长鑫如何卷起狂潮，要由2016年说起。当年长鑫科技以合肥市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合肥成立，由合肥市属的合肥产投集团出资144亿元、占总资本额高达80%。至2025年底，合肥国资体系累计投入约248亿元，持股近四成，而随住长鑫科技上市首日股价由发行价8.66元升至49.5元，合肥国资体系持股对应市值升破一万亿元。

长鑫的成功绝非单纯的资本豪赌，而是精准踏中了中国产业升级与全球半导体格局变化的历史脉络。当日本与韩国记忆体巨头将资源转向高毛利AI芯片之际，中国庞大的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硬件产业对传统DRAM芯片有䟘海量需求。长鑫凭借国产化设备与产能填补了这一全球空缺，实现了资本与国产替代升级的双重爆发。放眼全球，从韩国三星到美国美光，背后无一不叠加着国家级产业政策与资本的强烈支撑，方能开花结果。

长鑫的爆发令“合肥模式”再被关注。“合肥模式”早在2008年起动，当时液晶屏幕制造公司京东方（BOE）深陷资金及产能困境，打算投建国内首条第六代薄膜电晶体显示器（TFT-LCD）生产线，作为家电生产基地的合肥看准机会注资引入。时至今日，京东方已是全球显示屏龙头，出货量全球第一，而合肥已将京东方的股权变现，据估算从中录得超过140亿元帐面收益，亦令当地由家电生产基地变成了新型显示器产业集群。

从京东方到蔚来：“合肥模式”的产业生态链

只看成功时结果易堕盲点。成功的背后合肥亦要承受不少风险，合肥引进京东方时，全年财政收入仅161亿人民币，但却承诺最高“兜底”90亿人民币，首付实投的30亿人民币亦占全年收入近两成，更为此暂缓建造地铁。至于长鑫科技，合肥承受了十年无赚钱、亏损超过360亿元的压力，其间从未减持。

敢承担风险之余，合肥更着重建立完整生态链，才确保可以将投资风险化解。以新型显示器产业为例，合肥透过京东方作为“生态链主”企业，成功吸引了超过180家上下游企业落户，形成本地配套率逾85%的产业集群，将单一企业的商业风险，稀释为整体产业生态的协同效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合肥将从蔚来收回的70亿本金为支点，吸引整车、零部件企业进驻，令当地新能源汽车产量升至全国第一，产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

2008年，合肥GDP总量不足1700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毫不起眼；如今，其GDP已突破万亿。英国《经济学人》直指，这座内陆城市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地方政府投资与私营企业合作，带动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香港初涉产业政策　创科生态圈仍待完善

重拾“产业政策”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常态，即使在西方大国，对新自由主义批判也日益强烈。反观香港，过去四十多年皆由金融利益及自由放任主义主导，港府长年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鼓吹“大市场、小政府”，导致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忽视长远经济规划，产业结构单一。

近年港府对高科技产业展现前所未有的关注，对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训本地科技人才展现决心，并启动再工业化的举措，都是好的开始。政府主动规划产业多元化，不再抱残守缺，试图打破僵化迷信自由放任主义的枷锁。现届政府成立的港投公司透过620亿元启动资金，成立两年累计投资超过200间企业，涉足新一代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跨境金融基建及量子计算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更明言，可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合肥国资的成功，核心不是豪赌芯片或重金下注什么产业，而是长期产业陪伴、跨周期战略定力、资本与产业政策协同，在于以“耐心资本”和“投行思维”实现从由招商引资跨至产业培育。相比合肥倾全市之力注资龙头企业的魄力，港投公司的620亿元分散投资，能否发挥足够的杠杆效应，有待观察。更核心的问题在于，香港公务员体系是否具备合肥的破局思维。面对动辄数年未必有回报的深科技投资，港府又是否能够建立起足够的“容错机制”与跨越政治周期的战略定力？

此外，香港基础科研（R&D）投入长期偏低，制造业早已式微，单靠北都的土地规划，能否真正激发科研热情，打造出融通产、学、研、投的完整生态圈，仍是未知之数。政府如何激发市民的科研热情，港投又是否能肩负更多责任，打造一个融通高等院校人才、创业基础设施和风险投资环境的完整生态圈？

北都破局关键：告别地产经济　拥抱跨周期风险

合肥成功后，内地不少城市争相模仿，但武汉弘芯、济南泉芯等失败收场的例子亦有不少，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之余，亦要从失败的个案中警惕自己，才不会令北都数以千亿的投资“打水漂”。

香港不大可能简单复制合肥的“股权财政”，但应该吸收其“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核心精神，解放思想。事实上，香港有不少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港府正进行五年规划，北都未来如何发展，是港府的考卷，也是破局的答卷，而若想令北都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引擎，香港需要更主动融入大湾区的产业分工网络，利用香港的大学科研、普通法IP保护与国际资金，对接广深莞庞大的制造产能与应用场景。

在全球供应链剧烈重构、大国博弈加剧的今天，留给香港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正在缩窄。长鑫热潮、合肥模式给北都发展以致香港经济转型的思想改革带来的终极思辩在于：香港缺乏的是创科产业的土地，还是敢于“积极”告别积极不干预迷思、主动融入国家产业格局、承担跨周期风险的体制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