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德德朗邨周一（12日）揭发一宗震惊社会的虐老命案。一名93岁老妇疑遭照顾她的52岁印佣Kharsina连番施袭后不治。
这宗惨剧揭示“居家安老”体制背后隐藏风险。当香港“独老”人数持续上升，单靠聘请外佣进行“一对一”全天候照顾，其是否具备专业医疗及护理技巧？其身心素质能否应对高压工作？百呎狭小环境是否适切？其服务表现又该如何评核？政府提出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究竟是否能够解开困局的良方妙计？
在推动“乐龄社会”蓝图下，我们更需要反思如何避免将照顾责任全盘转嫁予个人或家庭。让社会支援网络尽可能承托有需要的长者，勿让悲剧重演。

德朗邨的悲剧，死者30年前丧夫，膝下无儿无女，亦非社署跟进个案，来往较密切的只有姪女。约7年前，婆婆独自搬入德朗邨一个仅150呎的公屋单位，当时她依然行动自如、思绪清晰，相当“精灵”。然而，当小小单位内摆放了梳化与碌架床后，原本狭窄的生活空间便显得更为局促，仅够一人勉强活动。

印佣一周工作六天半　疑照顾致磨擦或辛劳

关婆婆17年前确诊大肠癌，3年前更不幸中风，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变得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无法自行使用电话与外界沟通，当时医生明确指出她需要“24小时贴身照顾”。亲戚遂于2023年1月聘请印佣Kharsina全职照料，工作模式为一周工作六天半，每周其中一日的下午获准放假，亲戚则大约每月探望一次。

因考虑到婆婆年事已高，亲戚在单位内安装了闭路电视，惟平日甚少监控即时画面。在邻居印象中，涉案印佣能操简单广东话，平日有礼貌、会点头打招呼，间中亦会推轮椅带婆婆落楼散步，表面上未见异常。

直至悲剧揭发，警方调阅闭路电视片段才还原不堪真相。原来在案发前半个月，印佣已每日间歇性对关婆婆施袭，例如在喂食时拍打长者。案发当日，暴力行为更在短短7分钟内迅速爆发，印佣连续拍打婆婆头部、颈部及脸部高达20次，更以脚践踏其腹部并粗暴搬动长者。虽然婆婆身上没有显眼的致命伤痕，但数处留有瘀伤，确切死因仍有待剖验。警方初步不排除印佣因照顾而发生磨擦或过于辛劳，与长者长期关系欠佳而酿成惨剧。

虐老固然不可取　社区更应反思悲剧成因

虐老不可取，社会应引以为戒。但同时，这宗惨剧背后，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开的疑问。关婆婆除了需要喂食及坐轮椅落楼外，日常是否需要扶抱、洗澡、翻身等高度体力消耗的护理？涉案印佣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技巧与心理韧力？所谓的“压力”或“辛劳”，究竟是长期疲劳累积的爆发点，还是连番施袭的借口？

更关键的是社区支援制度是否缺位。关婆婆除了获得社署协助申请经济援助之外，在社区内有无得到支援，例如是否在动态高风险照顾者资料库之列、曾否获得过其他家居照顾服务、定期家访、日间暂托服务，均属未知之数。在过去三年里，这个百呎狭小空间是否成为了雇佣两人在无外援下朝夕相对、压力无法释放的“窒息孤岛”？

院舍轮候时间长　外佣能力或难应付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廖智皓分析指出，案中老妇涉及癌症及中风后遗症等多重健康问题，行动与语言能力均受限制，属于需要高度专业护理的重度个案。单凭一名缺乏专业护理训练的外佣，在狭窄空间内24小时单打独斗，根本难以胜任。这类个案理应由专业的医疗与护理团队轮流照看，才能防止照顾者压力崩溃或出现照顾不当的情况。

然而，许多家庭明知长者护理需求极高，却依然无奈选择居家安老。这背后反映了无数香港家庭的现实困局。政府资助的安老院舍虽然质素较有保障，但平均轮候时间长达一年以上，“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亦需时申请且名额有限；私营院舍则每月动辄数万元，对一般家庭负担极重，且服务质素良莠不齐。再加上要顾及一些长者自身的个人意愿，或会抗拒入住安老院舍。在多重限制下，家庭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每月花数千元聘请外佣一对一照顾。当长者在社区缺乏适当服务，作为照顾者的外佣能力又无法匹配复杂需求时，对长者与照顾者均不理想。

政府推外籍家居照顾员　是否灵丹妙药？

随著香港进入超高龄社会，与关婆婆处境相似的长者将急剧增加。目前全港65岁或以上人口已突破180万，预计到2046年将增至274万人，占全港人口近36%。同时，独居长者户数在去年初已突破近24万户。随著无子女长者增加、近年本港出现移民潮导致子女离港，加上伴侣离世的“单老”家庭大幅上升，越来越多高龄长者需依赖其他照顾者，包括外籍佣工。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强调“共建丰盛乐龄社会”，《2026年施政报告》亦表明政府会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成立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提出了73项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及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等。当中一项备受关注的新措施，是预计于明年下半年推出的“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试行计划”，要求照顾员在原居地接受最少150小时经认证的培训（等同本地院舍保健员水平），并具备至少3年护理经验，法定薪酬将较一般外佣高出一至两成。

然而，单靠这项政策或增加部份服务额度，真的能阻止下一场悲剧发生吗？输入具备资质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护理技能，但有意见认为，若家庭无法负担较高的薪酬门槛聘请这类照顾员，只能选择普通佣工，又或者长者的医疗需要早已超出单人体力极限，将高风险的照顾重担继续死押在单一照顾者身上，终究无法摆脱照顾压力崩溃的宿命。

诚如香港雇佣公会主席陈东风所言，早前与劳工及福利局官员开会时，注意到当局计划训练外籍家居照顾员较集中在医疗技巧方面，但他强调，除了技能训练外，照顾者的心理素质与应对态度调整更为关键。

居家安老宜补足相应配套　让社会共同照顾长者

对此，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陈文宜直言，“外佣终归不是专业看护”，对于关婆婆这类需要高度照护的长者，确实难以全盘依赖单一外佣承担。安老院舍固然有严谨的监管与照护制度，但若长者及家属选择继续留在社区，当局便必须补足相应的家居照护配套，例如上门物理治疗及紧急支援等。针对政府拟推出的外籍家居照顾员计划，陈文宜认为其确实能提供相对专业的服务，但社会大众对于如何确保服务质素与实施严谨监管寄予厚望，政府必须慎重考虑。

为防范同类悲剧重演，陈文宜更建议当局参考国际及内地经验，全面构建“加强监察”、“培训支援”及“制度防治”三条护老防线：除了提升中介机构的培训质素，在佣工培训中加入情绪与照顾压力管理、虐老警号识别等专门单元之外，亦应建立严格的监察机制；同时在制度防治层面加强事前预防与法例震慑力，透过明确的追责与行业禁入机制，多管齐下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居家安老不应简化为外判照顾责任，护老措拖亦不能仅停留在发放资源券或扩充宿位的量化思维。政府在推动“乐龄社会”时，必须建立真正的社会共同承担机制，将专业医疗评估、社区个案跟进、高弹性的照顾者喘息服务，以及灵活的社区轮班护理等等措施有机结合。唯有筑构完整的社会支援网络与安全防线，全面接应一个又一个的“窒息孤岛”，不再让老弱与照顾者在百呎空间内孤立无援，“居家安老”才不会成为一句令人心酸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