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清晨六时许，一通电话骤然将吴卫东从睡梦中唤醒。电话那头，无家者声音颤抖，说自己在天台，想一跃而下。吴卫东未多问一句，披衣立刻出门。赶到现场，见一排警察静坐一旁，发现无家者的情绪已平复无事。吴卫东轻声问：“安全了为何不与我说声？”对方擡眼，缓缓答：“一定要等到你来，聊一会儿天才走。”在生与死的边缘，无家者等待的是那张他信得过的面孔。社工吴卫东，是社区组织协会（社协）社区组织干事，名片上的职衔36年来从未改变。他曾三度带领无家者打官司告政府，因而为人熟知，此事迹更成为了电影《浊水漂流》的原型；亦是香港首批带领无家者参加“无家者世界杯”的社工。几十年的工作，不仅没有磨灭他的初衷，反而令他的信念更坚定。
记者：何胤枢　编辑：郑悦沅　摄影：何胤枢

吴卫东的父母是工会骨干成员，每逢周末在工会当义工，便带上年幼的吴卫东一同前往，他小学时的课余时光大多在工会里度过。当时的他并不明白何谓社工，只是与工会里的会员叔叔们打乒乓球、下象棋打发时间。小时候他常疑惑，为何父母在正职的公司打拼多年却从未升职，如今长大后才明白，原因只是因他们参与工会职务，为员工争取权益，与公司有利益冲突。父母以身作则，成为了他往后重要的榜样。

如今以社工身分耕耘多年的吴卫东，大学时期却并非修读社工系。1986至1990年间，他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先修读电子工程系，再而转读经济系。当年的他抱着够分数入大学的心态随意选择电子工程系。他说，经济二字的原意——“经世济民”深深吸引着他，因而在大二时转系。而大三时，他留意到社工系课程中有一个范畴是“社区发展工作”，能够替基层发声，与工会的理念相通，因而萌生兴趣。同时，他不断思考单靠经济系能否可以真正地“经世济民”，他意识到必须亲身磨练，不能埋首于数字堆中。因此，他尝试向校方申请转读社工系，虽未获批准，却令他越发坚定未来的职业方向。

无背景起步　自学摸索社工路

大学毕业后，吴卫东没有社工牌照，依然决意投身社工界。1990年，全港约有38间非牟利机构（NGO）提供社区发展工作范畴的岗位，于是他一一写信求职，最终只有两间机构回复，其中一间便是社协。谈到此，吴卫东一度哽咽，当年他并没有社工牌照，社协仍愿意聘请他，主任何喜华相信他愿意替基层发声，因而决定录用。

入职之初，吴卫东的首项任务便是在秀茂坪做老人服务，然而两个月后拍档离职，他只能硬著头皮独力应对。没有社工背景的他不懂对谈与辅导技巧，为了准备居民会议，他常常坐在观塘街头，提早两小时准备会议内容，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模拟街坊对答的场景，设法让更多街坊投入会议之中。

如果能真正走入基层，即便这会是条窄路，我也很乐意去做。

直至1997年，机构要求吴卫东补回社工专业资格，他于香港大学修读兼读三年制社工课程，2001年正式成为注册社工。

1999年前后，随着香港街头无家者问题愈趋常见，社协察觉这群体的迫切需要，遂建议吴卫东将服务重心由长者转向无家者。他坦言，两者的工作落差很大。长者会视他如孙儿，温暖关切他有否吃饭。无家者服务则充满挑战，许多无家者承受童年创伤，对人缺乏信任，常以质问的口吻回应社工：“社工又如何？你很厉害吗？你能帮到我吗？”无家者往往把愤怒与哀伤都发泄于社工身上，但他认为无家者是社会最边缘的社群，从未抗拒接触他们。

为了学习如何与无家者建立关系，他通宵两晚读完《追龙》一书，书中关于传教士潘灵卓在1997年前走入九龙城寨服务，谈及关心与承担对于服务对象的重要性。吴卫东说，当时他对无家者服务一窍不通，便靠大量阅读与日复一日地“落区”，慢慢摸索与无家者的相处之道。

参加无家者世界杯　用足球重建无家者人生

吴卫东相信，无家者若永远被视为受助人，难以重建人生。2004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外国举办无家者世界杯（Homeless World Cup），想到香港也可尝试组队参赛。虽然资源难觅，但看见足球成功帮助外国无家者重建信心，他便决心一试，组成“曙光足球队”。

他为球队订下“十大规条”，包括不准饮酒、吸烟、说粗口、赌博等，希望他们能够正确管理情绪，适应群体生活，相互尊重。队员不时会跟他“讲数”，例如问“在球场铁丝网外吸烟算不算违规？”他对此反觉欣慰，因为那代表他们在意规矩、愿意遵守。

犹记得2006年，曙光足球队第二年参加南非无家者世界杯。前往南非的航程长达30小时以上，不少队员都是人生中第一次搭飞机。他忆述，当时几乎每一餐吃的都是面包、薄饼或意粉，饮食习惯差异令队员难熬。而曙光足球队在首七场比赛全败，令吴卫东焦急不已，幸好第八场终于获胜，队员们感动落泪互拥。即使大家已疲惫不堪，仍开心得转圈跳跃。过往所有的争吵与埋怨，都在胜利一刻烟消云散。他说球队口号是“曙光曙光，永不放弃”，这句话不只是说给球员听，也是向社工、街坊说：在人生路上绝不轻言放弃。

奔波不觉苦　全因热爱工作

回顾36年社工生涯，第一次带领无家者打官司吿政府令他尤其深刻。2012年2月正值农历新年期间，通州街天桥底近40名无家者未获通知下，遭食环署与警方丢弃个人物品。当中20人提出诉讼，最终律政司愿意庭外和解，每名无家者获赔2000元。2019年12月冬至前夕，类似事件于同一地点再次发生，约20位无家者的物品被康文署及防暴警察收走。法庭2022年裁定无家者胜诉，每名无家者获赔100元，连同利息为101.1元。

吴卫东牵挂的并非裁决结果和赔偿额，而是一名七旬无家者在镜头前说的话：“政府赔一元（我们）都算是赢。”事件意味着无家者的权益终获承认，公义得以彰显。他深受感动，感激无家者愿为公义挺直腰骨，向公众及社会证明他们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

这份在外人看来奔波劳碌的工作，吴卫东说得云淡风轻。社区服务工作没有特别划分假期，即使假日亦需要随时接听街坊电话。机构虽有8小时办公时间，但实际上他经常每日工作三节时间，共约12小时，无家者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早已融入日常。他曾在一日内，先主持一个无家者的婚礼，随后出席另一人的丧礼。

心里虽不觉辛苦，但身体偶尔也会累到极点。吴卫东曾经试过在工作期间，累到直接在地铁月台的椅子上睡着。他更提到，自己至今从未请过病假，即使生病，也会尽量争取早上两小时内看完医生，当天如常继续工作。将压力化为动力，早已成为他的习惯：

我没有太大压力，因为我每天上班都知道自己正在做喜欢的事。

家庭是最大的遗憾

若论工作多年来的遗憾，吴卫东坦言亏欠最多的，一定是家人。他的晚上与周末总被会议和探访塞满，因而错过无数家庭聚会。他忆述，女儿读幼稚园时，有一次他穿好衣服准备带家人外出游玩，女儿却问：“爸爸是准备去工作吗？”那一刻他惊觉花太少时间陪伴子女，令女儿下意识以为爸爸穿衣服就等同外出工作。他感谢妻子和子女愿意支持与体谅，理解他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份支持，成为他继续走下去的重要依靠。

相反地，父母则多年来仍盼他转到更稳定、前途较好的行业。即使父母投身工会运动，亦深知为基层争取权益，未必带来具体回报和升迁。从他毕业到成家立室，父母最常问的一条问题便是：“转工未呀？”，总希望他成为公务员或从事金融业。他虽明白这是出于关心，但一直难以用三言两语回答，因为他深知自己非常热爱现时的工作。

时代变　信念不变

展望未来，吴卫东最想推动的仍是政策转变，包括更友善的无家者政策以及长者就业政策。他指，社会对无家者的标签仍然严重，常将他们简单概括为懒惰、自作自受。然而在前线的他，看见的是创伤、失败、抑郁等问题交织，才令他们放弃自我，流落街头。

吴卫东不禁感慨，为何社会总是听不见公义与公道的声音？他期望社会能接纳无家者等边缘群体，公民教育应教导大众学会包容弱势，而非停留于表面的“关爱”。正因这份对不公的愤慨与对改变的期盼，成为了他前行路上的最大动力。社会环境纵有变迁，他坚信仍有有心之人愿意同行，一同推动制度改革。

我的信念是，愈贴近基层的事，我们（社工）愈要做。若连社工都不做，真不知会有谁去做。

【本文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习刊物《大学线》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