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从“中间人”到“合伙人”的角色跃升》一文已经论证，香港本质是跨境功能市场，自身角色从通道逐步沉淀升级为合伙人。身处这片市场生活的普通人，时常被一个根本问题困扰：我们到底是谁？这并非空泛的哲学讨论，而是人人都会碰触的真实日常困惑。

香港居民的身份权益焦虑

一名香港永久性居民持特区护照前往欧洲，可享免签入境；手持回乡证返回内地，能走自助通关通道。在香港，有普通法保护个人财产；到深圳，可透过移动支付日常消费；赴伦敦，能用英语签署商业合约。身份证只标注“香港居民”，但个人的生活足迹、身份认同，早已远远超出这四个字的边界。

多重身份带来各式便利，便利之下却挥之不去焦虑：这些权益是否长期稳定？下一代还能不能享有同样待遇？

所有不安的源头，来自一项清晰的制度事实：《基本法》主要以“居民”而非“公民”作为履行法律责任、享有相关权利的主体。这不是文字上随意取舍，而是经过精密考量的宪制设计。

这里需要补充前文的逻辑：笔者在《香港是“市”而非“城邦”》和《“一国两制”溯源香港何以是“市”？》提出香港“是市非城”，侧重居民身份的功能性、非政治性；但追问“我是谁”，本来就是“城”这类政治共同体才会产生的思考。市场只关心参与者能创造什么价值，不会深究身份归属；当人们开始寻求归属感，就已经从“市”的功能逻辑，跨入“城”的身份逻辑。

本文尝试在“市场”的整体框架下拆解这份复杂感受，既不否认居民身份的经济功能属性，也不回避普通人对归属感真实、迫切的心理需求。

“居民”和“公民”是宪制层级的根本差异

《基本法》主要以“香港居民”作为权利主体。例如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六章各项社会服务条款，表述对象一律为居民。

“公民”既属政治学概念，也是法律概念，代表主权国家的正式成员。公民完整享有选举、被选举、出任公职、参与国家治理等政治权利，同时负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忠诚义务。公民身份的核心，是个人与主权国家缔结的政治契约。

“居民”则只属法律概念，指代在特定地域定居生活的个人。居民享有当地法律授予的权利、履行对应义务，权益边界由主权国家的宪制架构划定。居民身份的本质，是个人与地方政府建立的法律关系。

《基本法》主要选用“居民”而非“公民”，核心原因在于香港不具备主权实体地位，只是国家下辖的地方行政区域。高度自治仅限治理层面，不等同于主权自治。居民是市场参与者的资格，并非城邦公民的政治身份。

谁是香港居民？

“香港居民”可划分三个层级，各层对应不同权利与义务。

第一层：具中国公民身份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也是人数最多的群体。土生土长市民即属此类，持有特区护照，拥有完整选举与被选举权，可参与立法会选举；“中国公民”是这一群体身份的上位概念。

第二层：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例如外籍人士在港定居30年、持有外国护照，取得永久居民资格。这类人士能够置业、经商、自由出入境，却无法参选立法会、担任部分特定公职。其居民资格来自长期居住事实与法律授予，不以国籍作为门槛。

第三层：香港非永久性居民，即普通香港居民。像是从广东赴港读书的学生，刚刚取得居民证、居住未满七年。这类人士享有基础民事权利与社会服务，但没有投票权，也不能申办特区护照，身份具备临时、附条件属性。

三层架构背后有一条核心逻辑：香港居民身份以“功能参与”作为判断标准，而非政治归属。只要在本地定居、守法、为社会创造价值，不论国籍，都可成为香港居民。这正是“市”的运行逻辑——市场向所有参与者开放，不以血统、政治忠诚设置门槛。

身份为何迷惘？

制度设计条理清晰，但民间真实存在身份迷惘，这类困惑源自三方面客观因素。

第一，国籍与居民身份相互割裂。前面提到的外籍永久居民，法律上不具中国籍，日常生活却和本地土生居民毫无分别：同住住宅大厦、搭乘同一班地铁、光顾相同茶餐厅。法律身份与日常感知出现落差，平时不易察觉，一旦牵涉立法会参选、特定公职申请，矛盾便会立刻凸显。

第二，居民权益存在稳定性焦虑。《基本法》明文保障香港居民各项权利与自由，但法律本身设有修改机制；即便修法流程严格，“制度存在调整空间”这一属性，本身就会带来不确定感。对于把香港视作永久家园的民众，这份不确定性会持续滋生不安。

第三，归属感存在双重指向。多数香港居民同时对香港、对祖国抱有归属感，但两者属性完全不同。对香港的归属具象、日常、充满情感，对应茶餐厅、狮子山、粤语、街坊邻里等生活细节；对国家的归属宏观、偏向文化与历史，连结中华文明、民族认同。

当两种归属和谐共存，会丰富个人的身份层次；一旦被政治对立撕裂，便会带来精神困扰。撕裂的诱因十分多元，既有外部事件刺激，也有内部不同世代认同的演化差异。无论成因为何，这份迷惘真实存在，必须予以正视。

这类困惑不能简单标签为“不理解一国两制”或“受外部势力误导”，它合乎情理、客观存在；刻意否认只会让矛盾潜伏累积，无法化解。

归属感的双重面目

即便存在诸多疑虑，居民身份本身仍具充足韧性，这份稳定性来自三个维度。

第一，功能性归属具备长期稳定性。人在哪里生活、工作、缴税、就医、养育子女，便会自然对这片土地产生归属感。这份认同不靠政治宣誓建构，靠日复一日的日常积累。只要香港的市场功能维持正常运转，居民持续在此谋生、创造价值，居民身份就会慢慢沉淀为内在认同。

第二，制度保障具备延续性。《基本法》对居民权益的保障并非空文。回归近30年，香港居民各项权利与自由大多得到尊重维护；独立司法、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等制度基础，为居民身份提供稳固支撑。

第三，多重身份具备高度包容性。居民身份不像公民身份那样排他。一个人可同时是香港居民、中国公民；可身为香港居民，同时持有外国护照；亦可身为香港居民，长期在内地就业生活。在全球化环境下，这份多元包容是独特优势，让人能在不同制度空间灵活切换，依自身需求选择生活方式。

《基本法》主要以“居民”作为主体，恰恰印证香港的底层属性：它是跨境功能市场，而非城邦政治共同体。

居民身份的运行逻辑十分直白：只要在此生活、有所贡献、遵纪守法，就能享有本地权益与公共服务；无需证明血脉来源，无需宣誓特定政治立场，亦不用放弃其他身份。市场向全体参与者敞开，这就是“市”的核心内涵。

居民，不必然是公民

但“居民”永远不等同于“公民”。居民享有的权利由制度授予，并非与生俱来；以经济功能为核心，而非政治契约；存在调整空间，并非永恒不变。

这套制度安排，既带来多重身份的便利，也催生挥之不去的深层焦虑。人可以在不同制度场景自由切换，享受多重身份带来的红利；但自身身份与对应权益，完全依托制度持续运作，而制度走向又受制于诸多个人无法掌控的外部条件。

所有不安最终收束到一个明确的制度时间节点：2047年。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两地企业家，曾在大陆媒体任职十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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