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周三（11月19日）出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时，谈及早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日本或会武力介入台湾问题而引发中日关系空前紧张等敏感议题，把那个向来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平衡外交的东南亚小岛，推到聚光灯下。他也许本着一种“劝和”的心态，暗示中国应该放下日本侵华历史；也许基于对地区失衡的不安，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事务发挥更加重要角色；也许出于对美国始终愿意维持一中政策的乐观预期，断言台海不会爆发战争。然而，作为一个把务实主义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在敏感时期发表如此轻率且具倾向性的言论，存在不少值得重新审视的空间。

“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作为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成为一个在大国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小国，而“开国总理”李光耀以此告诫国民，并且采取“毒虾战略”，把新加坡建成一个既能与“鱼群”共处，又能威慑潜在威胁保护自己的“虾米”。这也促成了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大国平衡外交”，成功在东南亚构建了中、美、日三国动态平衡关系，并且为自身赢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发挥了与其小国身份并不对称的政治影响力。

所谓“大国平衡外交”，是指小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实现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持地区势力均衡。而对新加坡来说，不但是为了平衡实力，更是为了平衡威胁。因此，自“冷战”结束后，新加坡一直与中、美、日保持不同程度的友好关系，希望以此为基础借力“打压”和“制衡”在地区当中最具威胁的国家，缓解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态势。

不过，新加坡的“大国平衡外交”不是“绝对的平衡”或“完美的均衡”，而是倾向于把具有强大实力和毗邻优势的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平衡”或“防范”对象，同时把地理距离较远的美国和日本，当成更加愿意“靠近”的对象。针对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湾问题引发中日关系空前紧张的局面，黄循财在彭博论坛上，不但没有秉持公正批评日揆的错误，反而公开支持日本参与区域安全事务，甚至暗示中国应该“放下历史成见”——可以说，这正是新加坡“平衡威胁”策略的体现。

然而，新加坡过去之所以能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甚至成为地区敏感议题的对话场所，可以举办“习马会”、“特金会”等历史性会面，正是因为那套“平衡外交”所展现的“政治中立性”和“规则可靠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地缘纷争突然升温，而新加坡总理在此敏感时期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倾向性的言论，难免被解读为对某一阵营的战略布局的默许，无疑将会削弱新加坡作为“公正中间人”的信誉。

再者，新加坡实现“大国平衡外交”的方式是“以经促政”，即利用与大国发展经贸关系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实现大国平衡力，而不是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政治话语权。不过，当新加坡总理将公开发言的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上，难免暴露当中的核心矛盾。

其一是资源错配风险——将新加坡辛苦累积的平衡外交资本，投入到新加坡体量所不擅长的宏大地缘政治领域，实在不太不符新加坡向来秉持的务实主义作风。其二是经济反噬风险——尽管新加坡长期信赖美国是“善意的强权”而在外交平衡策略当中呈现出向美国倾斜的结果，但其经济繁荣却高度依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经济体保持畅顺的合作，一旦因为过度表态而被解读为战略选边，将会直接威胁新加坡向来专注经济发展的国家韧性。

另外，黄循财对台海局势“不太可能爆发战争”的判断，虽然是出于对美国愿意维持一中政策的乐观、虽然旨在缓解区域的焦虑，但对于一个生命线完全依赖海运畅通的国家而言，面对台海这样高风险、高敏感的议题，无疑需要极致的风险管理，而非轻率断言。

不是说新加坡不应该适当时候发挥外交影响力，但与其在当下公开预测与评判，不如严格保持低调和克制。将“威胁平衡”的计算留在内部，将外交能量转化为幕后的、持续的、私人化的“灭火者”行动，或许才是新加坡在国际形势空前动荡之下的外交新艺术。

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访华的黄循财时指出，“要筑牢中新友好政治基础，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更高水平政治互信服务两国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当时黄循财也表示，“新加坡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新方也愿意同中方密切在区域和多边平台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相信中国一定会为世界和平发挥更重要作用”。

中新互为友好近邻、源远流长，但愿新加坡不会辜负中国的信任，也担得起自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