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3月12日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主要内容是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面上这看起来是境内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很快提出警告，认为这部法律未来可能被北京用来处理两岸问题，甚至对所谓“台独分子”进行“长臂管辖”。

综观“长臂管辖”一词近年来时不时便会出现在台湾官方言语中，与动辄北京对台再兴“认知战”的口吻并无二致。细究所谓长臂管辖，原本是英美法中的一个法律概念，指一个国家对境外行为主张具有司法管辖权。在国际政治中，最常被批评使用长臂管辖的其实是美国，例如以海外反腐败法追究外国企业，或透过制裁制度要求第三国企业配合政策等，“罄竹难书”。纵然北京官方与学界长期批评美国滥用长臂管辖，但在涉台问题上，北京近年确实也逐渐建立起某种具有“域外意涵”的法律框架。

从两岸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北京对台政策的法律化可以追溯回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该部法律第一次把两岸问题纳入明确的法律架构，为北京处理“台独问题”提供法理基础。不过当年两岸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非和平方式”条款，对于域外管辖的讨论并不多见。

真正让长臂管辖概念在台湾舆论中被频繁提起，则是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台湾社会自此认为，该法代表北京开始建立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机制，例如即使不是香港居民、也不在香港境内，只要触犯相关条文仍可能被追究相关责任。由此推及，台湾人在台湾的言论，“理论上”也可能被认定违反相关法律，故而在台湾民间出现了避免入境、过境香港的立场，乃至网络上炮制各种丑化香港、对香港海关无故抓人、搞失踪、偷护照等的妖魔化宣传。（延伸阅读：台网民称亲戚转机遭“香港海关偷护照”惹众怒　事后致歉认武断）

时至2022年，国台办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可视为北京在涉台法律与政策上的动作的进一步增加。该清单对部分台湾政治人物祭出制裁警告，包括禁止本人及家属进入中国大陆与港澳、限制相关企业合作等。固然这些措施多半还只属于行政层面，但在台湾舆论中，已被视为北京对境外政治行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

顺时序而下，更具有威吓力的事件，则当数2024年官方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直接把此类法律化规戒的趋势推向另一个阶段。该文件提出，相关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即使当事人不在中国境内，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时台湾陆委会便直白抨击这是一种“域外管辖”。（延伸阅读：收紧惩独法网　沈伯洋案揭北京“长臂管辖”新战线）

在前述背景下，今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通过，自然容易引发台湾方面的联想。这部新法的核心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文化认同与国家统一。条文中虽未直接提及台湾，但法律同时规定，境外人士或组织如果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行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正是这一条，使台湾官方担心相关规定未来可能被延伸运用。

沈有忠指出，这部法律看似针对中国大陆境内民族问题，但同时涉及境外行为，加上条文概念相对模糊，处罚却相当具体，因此未来可能被转化为处理两岸政治问题的法律基础。

从北京的角度看，这样的立法逻辑并不难理解，相符官方近年的国家治理愈来愈强调“依法治理”，无论是反恐、国安、网络治理还是产业政策，许多政策都先透过立法确立原则，再由行政部门具体执行。延伸到对台政策，自然也呈现出类似的法律化趋势。（延伸阅读：两会2026｜民族团结法：北京为国家叙事工程的另一种定调）

但从台湾角度看，问题在于两岸政治地位存在根本分歧，尤其两岸对“长臂管辖”的理解其实完全不同，北京方面认为这就是在主权框架内依法处理问题，台北方面则认为这是跨境政治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近年的涉台政策始终呈现一种双轨并行的节奏，一方面透过法律与制度划定红线，例如惩治台独或打击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则透过经济与社会政策推动两岸融合，例如各类惠台措施、青年交流与产业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是否会立即被用来处理台湾问题、处置台独份子，而在于它再次显示出一个趋势，即北京正逐步把两岸问题纳入更完整的法律与制度框架之中。未来两岸之间的竞逐，恐怕不只是军事与外交层面的较量，也包括法律与制度层面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