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之后的德国　为何开始容不下俄罗斯？

2021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下台一鞠躬，结束自己16年的掌权岁月，也似乎终结德国作为“欧俄桥梁”的时代：几个月后，俄乌战争在2022年2月爆发，德国也在朔尔茨（Olaf Scholz）政府的带领下开始对俄强硬。

首先当然就是力道前所未见的对俄制裁，德国并没有自外于西方各国的集体行动，并也因此被俄罗斯列入“不友善国家”名单；2022年4月，德国政府宣布对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正式加入对乌军援行列，截至同年9月， 德国实际运送给乌克兰的武器数量已仅次美英。

2023年1月，朔尔茨宣布将向乌克兰派遣豹2坦克；同年4月，德国以“减少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德国的存在”为由，驱逐50名俄罗斯外交官，结果俄方也驱逐34名德国外交官作为报复；2023年12月，德国继关闭驻加里宁格勒的总领事馆后，再度关闭驻新西伯利亚和叶卡捷琳堡的总领事馆。

2024年5月，朔尔茨允许乌军使用德国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同年7月，美国宣布将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可于10分钟内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远程导弹，包括SM-6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武器，这项决定得到了朔尔茨和德国防长支持。

2025年默茨（Friedrich Merz）政府上台后，德国不仅对援助乌克兰金牛座远程导弹持开放态度，更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和远端武器采购支持；9月发生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的事件后，德国也响应北约启动“东部哨兵”（Eastern Sentry）行动，与丹麦、法国、英国等共同协助加强北约东翼防御。

显然，默克尔的对俄政策遗产，几乎已被俄乌战争啃噬殆尽，曾经作为“欧俄桥梁”的德国，也开始加入“容不下俄罗斯”的阵营。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战争爆发那刻才猛然转向，而是受到时事催发的持续递进。

克里米亚危机腐蚀默克尔威望

其中，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明显是关键节点：冲突本身不只涉及克里米亚归属更迭，还引爆了乌克兰的顿巴斯内战。

这就导致德国开始检讨二战结束后的“克制文化”与“文明力量”两大外交主轴，也就是以自由主义战略为手段、秉持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同时保持军事克制、视将权力政治为帝国主义的丑陋遗产。整体来说，其实就是规范性外交的展演，即便冷战期间德国经济有所复苏，外交上却也没有重走二战老路，而这显然也是默克尔任内德俄关系向暖的重要基础：德国相信经济联系能缓和地缘对峙、友善互动能让俄罗斯“欧洲化”。

但毫无疑问，克里米亚危机后，德国的自由主义战略愈来愈难应对地缘政治挑战，这就迫使柏林开始改变外交角色：从规范型“文明力量”转向注重权力政治的“建构力量”，并开始以欧盟、甚至北约为依托，参与欧俄的地缘政治博弈。

例如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公开表示不再相信俄罗斯可以“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损的时代，德国应该提升欧盟行动能力，应对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显然，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德国不再确信自由主义能有效维护欧洲安全。

而这背后的更深层转向，是旧有欧俄安全合作机制的崩坏：德国将克里米亚危机归咎于俄罗斯对国际法、国家主权与欧陆和平秩序的破坏；俄罗斯则将冲突归因于“不合时宜的欧洲安全秩序”，并且抨击冷战后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的不可靠，认为俄罗斯的话语权被持续削弱，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国家规则，外交空间也被不断挤压。

这就导致德国开始弃用、检讨原本用以拉拢俄罗斯的各种政策工具，最明显的就是对默克尔“新东方政策”的大规模质疑。当然，这背后不全是对德国外交路线的反思，更有眼红默克尔掌权多年、意欲取而代之的政治谋算，但无论如何，“新东方政策”最终被批评是“对俄罗斯浪漫主义与历史责任的幻想”，朔尔茨接任总理后也为此公开表示：“新东方政策”从来不是、未来也不会是德俄特殊关系的工具，任何被视作德国特殊道路的事物，都会损害欧洲安全。

接著就是经贸工具。即便从政策主轴来看，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并没有让德国完全毁弃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例如默克尔始终坚持将“北溪二号”当成“经济专案”来处理，但美国的指责、内部的杂音已明显浮上台面：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因为积极支持“北溪一号”、又被揭露担任俄罗斯油气公司高管，而遭到政治孤立；默克尔也同样蒙受“忽视德国军备投入”、“忽略德俄能源依赖风险”等批评。

显然，克里米亚危机不只挫伤德俄合作，也开始腐蚀默克尔的政治威望，成为将来德俄决裂的先声。

俄乌战争促成裂变

而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无疑发挥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德国不仅放弃作为欧俄桥梁的“新东方政策”，也开始在战略上走向亲美、反俄、建军的三合一路线。

首先是亲美。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明显视美国的对欧洲安全保障为跨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因此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德国时任防长兰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迅速访美，目标就是采购美式武器，包括战机、军用直升机和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重申欧洲安全需要美国盟友。此外，德国更联合14个北约欧洲国家发起“欧洲防空天盾计划”，促使欧盟各国采购德国、美国和以色列装备，而非法国与义大利联合研发的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为此批评德国“牺牲欧洲主权”。

2025年默茨政府上台后，同样在组阁协定中突出德美合作与跨大西洋联盟的重 要性，并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也提案对乌克兰提供军事与财政上的全面援助。5月默茨首访美国会晤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沟通重点也是强调德美关系，同时争取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支持欧盟：继续援助乌克兰、施压俄罗斯、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

再来是反俄。如前所述，德国不再视俄罗斯为欧洲安全秩序伙伴，并也为此放弃了多边调解人身份。不仅德国外交部宣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俄罗斯是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德国的政治叙事中，也明显出现从“俄罗斯不能赢”到“乌克兰必须赢”的转向。

截至2025年4月，德国的对乌军援金额超过126亿欧元，是继美国之后对乌军援最多的国家。此外，德国还曾将俄罗斯完全撤军列为俄乌和谈的前提，并也因此吸引到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靠拢，形成特朗普相对接近普京（Vladimir Putin）、乌克兰相对接近欧洲的谈判僵持格局。当然，德国也从此无法再以多边调解人身分，重启默克尔时代主导的“诺曼底进程”。

接著是建军。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就致力强化北约内部的“欧洲支柱”建设，要打造欧盟防务与北约的“嵌入式互补”模式。虽然近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但德国也在强调美国对欧安全保障重要之余、承诺在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由此打破了二战以后的军事克制路线。

从德国的视角出发，自己不再是联盟防务的“刹车”、而是“油门”。从德国的各种叙事来看，柏林明确阐述了自己版本的“欧洲战略自主”意涵：欧洲防务并非独立于美国，而是要向美国盟友展示欧洲有意、且有能力分担联盟防务责任。简单来说，即使进入“特朗普2.0”，美国对北约等欧洲国家提出高额防务要价，德国仍视北约为欧洲安全根基，主张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沟通，争取留住美国。

因此，面对特朗普要求北约各国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要求，德国并没有强烈抵触：2025年6月北约部长峰会上，德国防长表示未来德 国核心国防支出将升至GDP的3.5%，与国防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1.5%。此外，德国也承诺与欧洲国家一起强化北约的“欧洲支柱”建设，推动 北约的“欧洲化”转向。

显然，从克里米亚危机到俄乌战争，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不仅让“俄罗斯威胁”成真，也改变了从二战后就被军事封印的德国。而其结果，不只是默克尔政治遗产的倾颓、欧俄桥梁的消失，更是放出了曾经被战后秩序压制的军事猛兽。当然在可见未来内，俄乌战争还是能以某种方式停下，但在德国的身分与战略转换下，俄罗斯恐怕很难重回默克尔时代的欧洲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