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美国似乎距离各方的“传统想像”愈发遥远，与“民主”的联系也更加晦暗不明。对内，总统本人的争议言行引发滥权批评；对外，不论是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又或是在《国家安全战略》（NSS）中淡化民主推广，美国都似乎不再坚持传统的意识形态角色。而这种变化无疑触发了“影响力流失”的担忧，也同时引爆内部的反弹与质疑。

12月9日，知名美国政治学者苏珊·海德（Susan D. Hyde）在台湾大学发表演讲，讲题“无约束的未来世界秩序：对民主制衡的攻击与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涵”（The Unconstrained Future of World Order: The Assault on Democratic Constrai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Global Leadership），聚焦探讨特朗普外交何以至此，又将如何影响美国与世界。当然，演讲本身也是“传统美式民主”与“特朗普崛起”的博弈体现，呈现了时代变局下的美国内部裂痕。

苏珊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keley）政治学系讲座教授暨国际研究中心共同主任，曾在2012年荣获国际研究协会查德威克·阿尔杰奖（Chadwick Alger Prize）、美国政治学会（APSA）比较民主化最佳著作奖、古斯塔夫·拉尼斯国际图书奖（Gustav Ranis International Book Prize），以及在2019年荣获卡尔·多伊奇奖（The Karl Deutsch Award）。

演讲由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特聘教授暨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道一主持，国家重点领域国际合作联盟创新课程与人才培育计划、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台大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台大台湾韧性社会研究中心、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亦参与协办。

围绕演讲内容，《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三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特朗普上台如何削弱美国民主。

特朗普外交的三大背景

苏珊接著聚焦美国，指出当前美国外交领域的“国内受众制衡”（domestic audience constraint），其实已经被严重削弱。“而我们对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也取决于美国总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国内制衡。”

苏珊补充，这当然不意味著美国总统会受到100%的制衡，而是意味著，他们的行为要表现得好像在意公众看法，而且他们有时也会受到横向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也就是其他精英可能采取行动约束他们的行为。“但这种制衡如今已被严重削弱。可是特朗普之所以如此不受约束，不只是因为他的个人特质，而是有三大趋势促成了当前局面。”

首先是资讯的碎片化（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关于这点有很多切入角度，我不在此赘述，但我认为技术的变革，会让领导人更能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宣传，从而在很多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规避公众对于自身决策的广泛审查、摆脱因为推行不受欢迎政策而导致的问责。部分原因是，领导人有时可以直接对支持者撒谎，而且似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第二个趋势是极端的政治极化（extreme polarization）。苏珊指出，这意味著横向制衡受到削弱。观察美国当下的外交政策，同党派议员大多会支持同党的行政部门与总统，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所以就出现一个现象：昨天还是共和党内非常不受欢迎的政策选项，突然间就成了整个国会都愿意支持的政策。

第三个趋势则是911事件后的威胁情境（the threat environment in the post-September 11th period）。苏珊表示，这个趋势远早于特朗普时期，并与国会监督能力的弱化有关，“为采取行动打击恐怖主义，这种弱化被视作合理、且被允许的发展”。结果，911事件后的行政部门比过去更加强大，可以在国内和国际安全领域采取许多行动，并且免于受到911事件前固有的国内审查、国会监督和司法监督。

苏珊指出，这一切都意味著，如今的美国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外交政策领域的独裁者，“我并不是说这就是美国总统的现状，但在外交政策领域，削弱国内受众制衡的美国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个人独裁（personalist dictator）。”

缺乏制衡削弱美国民主

苏珊表示，这会导致一个后果：消除许多有利美国的民主优势（democratic advantages）。

苏珊说明，而这些优势实际上源于美国作为民主强国，所拥有的稳定性和信誉。但当美国行政部门不受约束时，国际伙伴对于美国的信任度就会下降，成立应对国际问题的广泛联盟（broad coalitions）因此变得更难，甚至在美国内部，要成立支持某些外交政策的跨党派联盟（cross-partisan coalitions），也会变得更加艰难。

苏珊指出，这些跨党派联盟曾是美国稳定和可靠性的来源。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某项外交政策，美国的国际伙伴就可以确信，这项政策可能在未来继续实施；反之，如果美国行政部门不受约束，可以随心所欲每日更改政策，那么美国作为国际伙伴的可靠性就会降低，美国也就更难实践原本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发挥自己对特定国家、特定外交政策承诺的保障作用。

“而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全球舞台的领导力有所下降。”苏珊指出，受到国内政治影响，美国不只在公共财的供给诱因上发生变化，投资国防、科学和经济繁荣的动力也连带下降。这些曾被认为是美国力量的源泉，如今都被国内一一舍弃。

苏珊进一步分析，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同样会加剧贪腐。“这在国内会造成许多后果；另外在国际层面，一个腐败的美国总统，同样会削弱人们对于美国能力、美国承诺和可靠性的信任。如果有人可以通过投资特朗普希望他们投资的地方而被收买，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被收买，那么随著时间推移，许多美国的国际承诺将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苏珊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下个月的美国是否还能奉行一贯的外交政策，更不用说明年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让美国失去了可靠性优势，也等同自弃在外交政策上享有的‘民主独特性’（democratic distinctiveness）。”

美国正在从民主撤退

苏珊接著指出，国内受众制衡的削弱，也会导致美国从海外“民主推广”（promotion of democracy abroad）中抽身。

苏珊解释，美国对于民主的支持，一直是外交政策中相当稳定的一部分，虽然它从未成为第一要务，却也至少长期处于第三或第四优先级，虽然不是头等大事，但在过去民主党、共和党政府的几代人中，它都被列入议程。

“但特朗普上任至今，已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上周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也体现，行政部门不再支持民主推广工作。”苏珊补充，一些官僚机构当然还会继续相关工作，就像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官僚机构仍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即使行政部门没有这样做，但目前的问题是：许多推动民主发展的机制已被大幅削减，许多美国的政策也已经发生变化。

“我想强调，我不认为美国的‘民主推广’是完美的，实际上这件事往往是虚伪的，并与许多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存在冲突。”但苏珊表示，美国政策确实从今年初开始迅速翻转：从一个并不完美的民主支持者，转成积极退出民主，甚至有时支持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