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高市早苗发言起，“台湾有事”风暴就在印太盘旋笼罩，并让中美日都深陷其中。

表面来看，这场冲突是中日情结的当代展演，既牵动深沉的历史因素，也杂揉敏感的台湾问题；但深入底层，其实触发两国对峙的真实结构，并不完全来自北京、东京的政治分歧，而是同时受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牵引。正因如此，这场风暴虽起于中日喧嚣，却是在经历了三阶段拉撑后，才逐渐形成吞噬印太的当前规模。

首先是第一阶段的中日对峙。基本上，这一时期冲突就是日后升级的预演：11月7日高市早苗发言后，愤怒的北京从军事、经贸、外交多管齐下，要求高市本人撤回发言；结果风暴核心的日本持续迂回，既通过媒体营造“高市软化”的弦外之音，又让官员围绕各领域反唇相讥，同时抛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等新话题；而刚结束“习特会”的美国则是立场模糊，虽然只让国务院、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George Edward Glass）出面发声，却也终究没有配合北京施压高市。最终，风波并未化解，对峙则更加山雨欲来。

接著就是11月24日习特通话开启的第二阶段。整体来看，习近平与特朗普（Donald Trump）沟通无碍，冲突似乎迎来和缓，但实际上，各方还是在某种战略迷雾中自说自话，包括中美对于通话的各自表述，中方强调特朗普“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美方却聚焦俄乌战争、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当然，特朗普之后确实与高市通话，高市也以各种方式强调“政府立场未变”，但归根结柢，这与北京要求的“撤回发言”还是存在一段距离，再加上中日又因《旧金山和约》再起争执，美国也接连宣布对台军售，基本上这段和缓更多是表面敷衍的虚应故事，而非息事宁人的战略转折。

于是就有12月初明显升温的第三阶段。6日至7日，辽宁号航空母舰通过宫古海峡、进行战机起降训练，中日也随后爆发“雷达照射”冲突，接著就是双方各说各话的罗生门：中方表示辽宁舰演训已事先通知日本，日方则称“没有收到足够资讯”；中方指控日方战机主动干扰演训，日方却表示事发期间中方拒接热线，且日本战机距离中国战机尚有一段距离。双方各执一词、你来我往下，中日盟友的“火力展示”随即登场：12月9日，中俄战机飞越宫古海峡进行联合演习；12月10日换成美日战机联合演训，美国更在17日宣布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金额创下史上单次最高，背后用意不言而喻。

显然，整个“台湾有事”风暴经历各方相互升级，已从原本的中日口角，逐步扩大为笼罩印太的中美日拉锯。

被现实挑战的两种叙事

而这种结果无疑挑战事件初期的两种叙事：第一，这是高市早苗的个人“狂飙”，既脱离国内共识，也缺乏美国支持；第二，美国已在“习特会”后确立“G2”框架，将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势力范围”。从当前发展来看，现实既比这两种扁平叙事立体，也远比各种想当然耳复杂。

首先是高市早苗的行动基础。平心而论，所谓高市“狂飙”或许不全是空穴来风，毕竟11月7日的“台湾有事”论述确实超出过往，日本内部也同样不乏批评声音，美国则更是取态消极，并未在事发之初明确支持日本。但以上种种“证据”，其实都有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

首先，日本政坛确有声音批评高市、同时主张撤回发言，但观察这些声音来源，基本上绝大多数出自日本共产党、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势力，而非执掌政权的自民党内部；即便前首相石破茂表态反对，但作为自民党内长期孤鸟，石破发言其实只能代表个人，而不能反映自民党的真实立场。

倒是作为高市最大靠山的麻生太郎，基本是从11月开始多次表态“高市发言没有问题”，以及曾是高市竞争对手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同样公开强调“没有必要撤回发言”，这些恐怕才是自民党集体的真实立场，也是高市何以能够抗拒压力的底气。换句话说，这次事件与其说是高市个人“狂飙”，不如说是自民党主流与日本维新会的“有志一同”。

再来，美国的确在风波初期回避表态，特朗普那句“许多盟国也称不上是朋友”，以及11月24日的习特通话，确实都让外界形成“美国不理、日本被弃”的印象。但是刮除这些表面泡沫，底层的美日同盟究竟是裂痕遍布、不堪一击，还是牢不可破、隐约升级，答案恐怕就相当耐人寻味。

一来，特朗普确实在习特通话后致电高市，问题是高市至今也没有如中方所愿撤回发言，反而开始就修改“无核三原则”展开政党协商、推进与那国岛的导弹部署；二来，这段期间不仅日本完成“爱国者”导弹的首次对美出口、开始与菲律宾就出口“03式中程防空导弹”进行磋商，美国也接连宣布多笔对台军售，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在12月2日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在习特已经通话的背景下，以上种种恐怕都不能解读为美国压制日本、降温印太，反而更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不论高市的“台湾有事”发言究竟有多少即兴、各界又事前知情多少，从后续发展来看，这次动作其实没有受到美国与自民党主流的强力校正，甚至是被以不同方式背书肯认。换句话说，即便高市发言有所“突破”，却也显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日本保守主义回潮、美日军事同盟升级下的更进一步，因此与其把高市定位成“突破禁忌的第一人”，不如说是“延续路线的继承者”。

“令和尼将军”的路线继承

而这就恰好连结日本媒体对于高市的称号：“令和尼将军”，也就是活跃于镰仓初期的女政治家北条政子。

回顾政子的崛起之路，基本是与丈夫源赖朝紧密相连：两人的结合既是赖朝借北条氏起兵、创立镰仓幕府的基础，也是日后北条氏进占权力核心、掌握幕府实权的起点。而政子之所以被称作“尼将军”，也正是来自这两重政治权威：作为源氏之妻、北条之女，政子虽在赖朝去世后削发为尼，却也在身分转换间实现了政治跃升，并在日后的承久合战、伊贺氏事件发挥关键作用，成功确立北条氏主政镰仓幕府、武士压制朝廷的政治结构。

正因如此，政子虽在儒学风行的江户时代名声坠落，沦为与日野富子、淀殿齐名的“政治恶女”，却还是被镰仓幕府官史《吾妻镜》赞为“统治天下如同西汉吕后”，日本史家也大体肯定政子的政治谋略，以及在接手赖朝事业、巩固幕府体制的居功厥伟。

而毫无疑问，这也是日本媒体对于高市的期许与探问：在自民党支持率衰退、日本经济下行、印太格局变动的背景下，高市作为“令和尼将军”，是否能为日本带来稳定与成长？尤其2022年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正好是以北条政子为主要角色、2025年又恰逢北条政子逝世800周年，这个探问有其时代意义与历史重量。

不过在笔者看来，高市与“尼将军”的更巧妙共鸣或许在于，政子当年接手幕府事业、确立武士长期掌权的历史作用，其实也正如当前高市接班安倍志业，同时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时代角色。毕竟回顾高市上任以来种种“突破”，基本都是安倍的曾经主张，包括自卫队应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解禁无核三原则、修改宪法第九条、增强钓鱼岛和冲绳群岛的防卫部署，以及最知名的“台湾有事”论述。

因此，如果把高市比拟为“令和尼将军”，那么安倍晋三毫无疑问就是高市的源赖朝，是真正“突破禁忌的第一人”。不过这种现象的成形，其实并不完全受安倍一人调控，而是连结派系立场、权力集中、美国政策变化的“三位一体”。

首先是派系立场。众所周知，自民党是“自由党”、“民主党”的保守联合，虽说两支系统都主张再军事化，但“自由党”系统相对强调亲美外交、渐进再军事化，“民主党”则主张民族主义外交、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就算两党已经共组自民党多年，两支系统却从来泾渭分明：相对亲美的“自由党”系统基本唯美是从，相对右翼的“民主党”系统则希望推进自身议程。

例如1956年的日苏关系正常化，便由出身“民主党”系统的鸠山一郎大力推动，原因之一就是不满“自由党”系统的吉田茂过度亲美。从这个视角出发，安倍晋三也正是继承鸠山一郎、祖父岸信介的“民主党”系统底色，所以在修改宪法第九条、再军事化上格外坚持，并对日后出身“自由党”系统的首相岸田文雄多加掣肘。

再来就是权力集中。毫无疑问，安倍的长期执政、“官邸一强”都是日本政治的罕见现象。常理来看，日本首相往往要与各派阀“造王者”分享权力，并也因此易受政治联盟扰动，很难维持长期执政；但安倍作为有力派阀领袖、在任时间最长首相，明显不受前述规矩束缚，所以也更能实践“心之所向”：在2014年通过重新解释宪法、绕过直接修宪，允许日本在盟国受袭时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接著又在2015年通过《日本和平安全法制》，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

即便后续安倍因为健康问题，在2020年主动辞任首相，却还是凭借强大权力基础持续影响政坛，包括遥控菅义伟、牵制岸田文雄，并在这段期间抛出“台湾有事”、“美日核共享”论述，搅动风云直到2022年遇刺身亡。可以这么说，山上彻也枪响瞬间，其实才是安倍二次执政的真正落幕。

接著就是美国政策改变。从某个视角来看，中日关系就像“新干线”，只要中美之间没有大地震，“新干线”也就不容易出轨，面对台湾问题更是如此。例如1972年的中日建交，基本是在中美关系和缓、美日决定在两岸间选边北京的背景下，形成了聚焦中美日互动、淡化台湾问题的“1972年体制”。因此即便安倍已在2014年、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却也终究没有将“再军事化”与“台湾有事”相连结，毕竟美国还没真正点头。

但经历2016年开始的“特朗普1.0”，情况就明显与过往不同：安倍的“印太战略”主张与特朗普团队一拍即合，并被后续的拜登（Joe Biden）政府发扬光大，美日同盟也在2021年迎来关键升级，确立了美日共同干涉台海的战略基调。

首先是2021年3月，由安倍之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进行会晤，并在会后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岸信夫更强调“自卫队与美军共同协防台湾的议题，有必要在日后进行深度探讨。”接著是同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在白宫进行会晤，会后于共同声明中提及“我们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是1969年后两国首次在共同声明提及台湾问题。

再来是同年7月，日本时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发表讲话，称“台湾一旦出现重大问题”，对日本来说就是危及存亡的“存立危机事态”，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接著就是2021年12月，由作为前首相的安倍在线上参与台湾智库座谈时正式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发展至此，曾经的“1972年体制”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美日共同强化军事部署、面向台海吓阻中国的“2021年体制”。

当然，这时安倍已经卸任首相，但如前所述，首相对“造王者”让渡权力是日本政治常态，尤其面对安倍这种实力强大、卸任后更加“做自己”的特殊存在，菅义伟基本是被安倍一手遥控，同时受到安倍之弟、防卫大臣岸信夫的挤压；进入岸田文雄时期，出身亲美“自由党”系统的岸田虽然反复强调，“许多言论是安倍先生的个人主张”，但他同样无法抗衡来自美国的要求，所以不仅在任内积极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也在2022年12月通过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简称安保三文书），强调日本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并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更在2023年修改《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允许授权生产的武器成品可出口至原授权国（如美国），而非仅能出口零件。

因此，如果要追溯日本“再军事化”的真正起点，作为派阀领袖与强悍首相、大力推动“2021年体制”的安倍，毫无疑问是关键；反观高市上任以来种种争议言行，虽然引发新一轮中日紧张、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实都没有背离“2021年体制”的发展方向，反而是对美日共同路线的延续，也是她与“尼将军”时隔800年的意外呼应。

美国想要什么样的印太

当然，这就会牵引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前述被挑战的第二种叙事：如果美国无意改变“2021年体制”，那么究竟要如何理解特朗普更早的“G2”发言，以及对于中日冲突的回避表态？说得更直接，“2021年体制”、口号上的战略收缩、持续进行的中美博弈，到底要如何共存于当前美国的印太战略？

平心而论，混乱现实或许就是最好答案。这点在早于“台湾有事”风暴、至今悬而未决的俄乌停火博弈上，其实已经体现得相当明显。

整体来看，美欧俄乌对于安全保障、领土问题的分歧，是停火谈判的两大难题；但真正导致分歧无限延续、反复出现的关键，其实还是美国内部的多头马车与杂音纷陈。

首先，特朗普明显好大喜功，只求停火不管协议内容，所以在谈判上冷淡原本负责乌克兰事务但被莫斯科批评“过度亲乌”的凯洛格（Keith Kellogg），以及被认为本色偏属“传统战略派”的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转而重用亲信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

但如此“强渡关山”的后果，就是威特科夫谈出的“28点和平计划”不只被欧洲批评，也不受美国内部承认，原本被边缘化的鲁比奥更是借此重回舞台，将方案带到日内瓦与乌克兰代表团讨论，随后进行删减修订；威特科夫本人则随后被爆出“指点普京（Vladimir Putin）推销方案”的录音，策动方显然意在削弱威特科夫与“28点”的正当性。最终，停火协议在美欧之间反复删改，早已不复“28点”的原先面貌。

而这也无疑对俄罗斯构成挑战，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与谁谈判：威特科夫反复出没、来来去去，却似乎迷失在国内政治的迷宫里；鲁比奥的战略派底色无疑让对话难有进展；特朗普本人则似乎已经远离方案细节，只想在最终签署阶段刷存在感，宣称自己又停下一场战争。

总之，美俄互动看似一路丝滑，其实总是缺乏明确对话。莫斯科以为能从特朗普处获得某些书面保证、正式成果，但实际上，美国既无法满足莫斯科所求，也无法强硬压制欧乌，结果就是放任停火协议宛如黏土，随著不同人经手不断变形。

而这似乎也是中美面对“台湾有事”风暴的当前状态。表面来看，中美元首沟通无碍、取得共识；但实际上，美国的多头马车还是各自奔跑，美国驻日大使、国务院与总统似乎不在一个频道上，结果北京虽与特朗普保持接触，却好像不是真的在与美国打交道。

归根结柢，国家是一部复杂机器，总统或许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却未必能真正为所欲为，这点在“特朗普2.0”尤其明显：面对俄乌停火，特朗普只求速成，结果就是面临欧洲、乌克兰、大西洋主义者的共同牵制；再看“台湾有事”风暴，特朗普以稳定中美经贸、为2026年访华营造友善氛围、争取期中选举不输为最高目标，却无法阻止美日军事同盟升级、武装第一岛链的既定趋势。

当然，这也可能是某种“斗而不破”的“角色分工”，也就是战略派负责“斗”，作为吉祥物的特朗普负责“不破”；又或许在特朗普的逻辑内，这些分歧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细节”，最终一切都会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无论如何，鲁比奥的19日发言已经道尽这种“左右开弓”：美国将深化与日本的伙伴与同盟关系，同时也会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可行空间。

而这句话虽然被许多分析诠释为“鲁比奥跪了”，但在笔者看来，这反而是揭示印太“新冷战”的复杂性：美国虽然持续武装盟友，却不会停止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但即便与中国存在经贸合作，美国也不会停止武装印太；印太各方则将长期处在选边压力中，设法求取平衡。

这就与曾经的美苏冷战相当不同。以被铁幕割裂的东西欧为例，有鉴于美苏政经壁垒分明、军事几乎形成楚河汉界，双方其实没有干预彼此势力范围的强大需求，而是能够相对平顺地划分势力范围。

但面对当前地缘紧张、经济互赖的复杂印太，中美似乎就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双方都在区域投入大量资源，竞标目标国家的战略依附，虽说这么做未必能完全收效，但自己不出价的结果就是被对方趁虚而入，所以双方只能不断提高投入，最后也因此形成昂贵均衡。

其中，中国优势在于市场、消费力、供应链与基础建设，因此能以各种经济工具施加影响力，例如过去制裁澳大利亚红酒与煤炭、在台湾大选前夕停止采购水果、在两次对美贸易战打出大豆与稀土牌，以及这次对于日本水产与观光的施压，目的都是希望影响被施压方的政治决策、削弱其政治能量。不过从结果来看，排除稀土这种特殊案例，经济工具其实不是必杀技，不会在所有案例奏效，甚至可能促使被施压方“降低依赖”，导致筹码的逐渐失灵，例如日本水产与台湾芒果。

而美国的优势则毫无疑问是军事，除了驻军与美军基地，还包括军工合作、部署导弹、签订盟约，例如持续升级的美日军事同盟、在今年解禁核潜艇的美韩军事同盟、不断升级导弹部署的美菲军事同盟，以及被视作美澳未来50年“战略联姻”的AUKUS。但这种隐然的“北约化”趋势同样存在弱点：如果没有美国带头，各国面对中国的经贸与市场工具、不断发展的海军、强大的导弹能力，基本很难真正实践围堵，而是更可能自行其是、与中国维系关系，甚至就算美国带头，也不能完全阻断这种倾向。

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美国格外重视日本，并将美日军事同盟升级作为印太战略主轴：关键就是历史问题导致的中日心结，并没有因为两国建交真正化解，而是会因各种情境反复炸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双方的距离感与关系不稳定，也确保了日本不会联中抗美，美日同盟为此能够长期牢固，美国也因此敢于扩大战略挹注，即便进入“特朗普2.0”也是如此。

早在这次“台湾有事”风暴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10月与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Peter Hegseth）举行会谈，协调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具体政策。当时，小泉已向美方传达，日本防卫费提升至GDP 2%的进程将从2027年提前至2025年，日本内部也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内容，同时对驻日美军司令部将重组为“统合军司令部”，以此对接日本3月成立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提升两国部队的指挥作战能力表达欢迎。更重要的是，美日双方还针对强化九州地区和冲绳群岛的防卫体制达成共识，表示“扩大美日在西南区域的共同训练”是强化美日同盟的最优先事项。

显然，这种趋势没有因为“台湾有事”风暴而停止。当然，美国强化武装第一岛链，并不等于台海冲突必然介入，正如北约第五条的启动，也同样要经成员国集体协商。只是现实发展也无疑证明，即便特朗普喊出战略收缩与“G2”，升高军事吓阻都是美国经纬印太的既定战略与实际操作，而这也是美日“2021年体制”得以持续至今的基础，也是高市早苗拒绝撤回发言、对华服软的关键底气。

由此回顾“1972年体制”的消亡，不禁让人联想2005年的电影《甲贺忍法帖》（又译《忍》）。这部作品源自山田风太郎的同名小说，描述两大忍者集团卷入政治斗争的杀戮情仇，只是不同于小说的殉情结局，电影选择了大胆改编：为求德川家康网开一面、停止歼灭双方族人，男主角选择牺牲性命，女主角则在德川家康面前亲手戳瞎双眼，毁去乘载自身忍术的瞳孔，最终换得家康一丝怜悯，两族村落得以保全。

80年前发动侵略并战败的日本，其实也就面临类似处境：如果不自废武功、禁绝再侵略的可能，就无法在美国监管下生存，同时难以取信遭遇浩劫的周遭国家。不过这个情境的反面也就预示，如果没有家康的炮火施压，男女主角绝无可能走向这种结局；同理，一旦美国需求改变，日本的和平宪法存续也就成为未知，这个道理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停止对日“公职追放”、基于反共需求资助立场保守的自民党称霸日本政坛，再到“2021年体制”下松绑对日军事束缚，基本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