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对等关税被判违法后，本有不少人大松口气，认为这是美国胁迫大棒的终点。但从后续发展来看，这似乎是新“不确定性”的起点。

首先，特朗普在判决出炉后迅速宣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1974 Trade Act）第122条，直接向全球开征10%关税；到了21日，特朗普再度出击，宣布上调新一轮全球关税税率至15%；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指出，即使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税率高于第122条款规定的关税（15%），也还是要遵守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缴交较高的关税税率。

显然，这也就是“对等关税”逻辑的另类变体：即便一切混乱源自美国霸道的单边施压，却也正因被施压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对美经贸、安全保障，甚至出于未来互动考量，所以无法完全抗拒美国的予取予求。

说得更直接，“对等关税”当然有收割全球、促使制造业回流的考量，却也同样是美国塑造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支配“盟友”打击敌人的谈判工具。

在这个脉络下，原本的“对等关税”生态系，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求于美”、“对美互动”阶层图像，因此即便“对等关税”被判违法，已经风声鹤唳的各方还是会因前述的122条款，以及潜在的232条款、301条款威胁，而不得不正视、乃至容忍美国要求，尤其是在新“不确定性”再起的背景下，许多原本侥幸“不输”的产业，都可能在下次谈判结果出炉后沦为“输家”，这就无疑会强化部分国家的观望立场，而不是在行动上立刻推翻对美谈判结果。

当然这种情境的反面，就是越不求于美国、对美互动越波动的国家，其实会有越强的重新谈判倾向。虽说种种挣扎也可能是表面姿态，不会真正付诸行动，或是付诸行动也效果不显，却毕竟是一种立场展现。

（编按：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月22日称，欧方将会暂停审订对美贸易协议，以待“清晰性和法律确定性”。另，印度同一日亦据报押后了其贸易谈判团队访问华府的日期。）

各国如何回应？

而这两种倾向，从当前发展来看，似乎出现了地域分野。

首先是位处东亚的日本与韩国，基本没有重新谈判的急切渴望。

日本经产省已在21日表示，将遵守2025年7月敲定、9月生效的美日协议，既有美日贸易框架不受影响。虽说特朗普宣布追加税率从10%增至15%后，日本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寺五典一度表示“简直是乱来”，最终却也还是强调：是否与美国重启谈判必须“慎重”，关键就是过去谈判重点在于日本至关重要的汽车产业，而企业经营需要可预测性，因此如果贸然重启谈判导出现新变动，结果未必会比现在好。

无独有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金正宽也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会破坏韩美整体贸易协议。虽然判决使目前对韩货征收的15%对等关税失效，但汽车和钢铁的产业关税因依据不同法律，还是维持不变。

欧洲则展现一定程度的重新评估姿态。例如欧洲议会就称，将在23日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但即便如此，欧洲各国的评估程度也是不尽相同。

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似乎就有意模糊，表示希望在“尽可能公平的规则”下继续出口农产品、奢侈品、时尚、化妆品及航太产品，并将“据此做出调整”；德国财长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则相对强硬，称欧洲人需保持团结并变得强大到“没人能勒索我们”，却也同时提到，由于汽车和钢铁等关键产业的特定关税不受判决影响，所以重新谈判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英国就有些“置身事外”，称伦敦正与华府沟通以了解判决影响，但预计英国与美国的“特惠贸易地位”将持续。

东南亚多数国家的立场则是模糊中倾向维持现状，而没有明确主张重新谈判。例如泰国商务部长苏帕姬（Suphajee Suthumpun）就称，将持续谈判以维持稳定；菲律宾财长吴诗泽（Frederick Go）也称将继续与美国交往；印尼则称19日刚完成的对美贸易协定存续，取决于“双方决定”，也要获得各自国内批准。

部分东南亚国家则说得相对直接。例如马来西亚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Johari Abdul Ghani）就指出，虽然马方尚未批准协议，但政府已意识到美国仍保有其他法律机制（如单边关税）来实施贸易措施；柬埔寨副总理孙占托（Sun Chanthol）则表示，柬埔寨正在推进与美国签署的《对等贸易协议》（ART）批准程序，并强调该协议不只涉及税率，还包含其他已达成的共识。

正因如此，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表示，尽管特朗普新公布的全球关税税率为15%，但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国对美国的出口，仍将继续以早前谈判达成的19%税率征收关税。

日本与韩国为什么不反抗？

显然，前述案例反映各国面对关税大棒，其实各有不同脆弱剖面，因此部分国家倾向维持现状、部分国家倾向表态强硬，部分国家则宁可维持原先更高税率，也要避免新增的不确定风险。

而这种脆弱剖面本身，其实不只出于对美经济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面对美国的地缘逻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优先”，其实就是以经贸胁迫为刃、安全绑定为绳、援助削减为压，让全球“盟友”陷入类似两难：一边是关税施压、援助缩减的硬压力，一边是安全绑定、利益交织的软约束。各国也因此必须在维系对美关系的现实背景下，摸索战略应对姿态。

例如日本。在经济上，由于美国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场，关税大棒可能导致其GDP下降0.7%-0.8%，对低增长经济构成了巨大威胁，关税谈判也因此成为日方首要任务。而虽说2025年7月美日达成协议，日本用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换取美方将互惠及汽车关税降至15%，但因协议迟至9月才通过，日本车企期间的每日损失约为2,200万美元。显然，这是日本目前倾向维持原有协议的一大关键背景。

此外，日本当然还有其他“有求于美”的战略需求，因此很难在关税议题上全面翻桌，那就是安倍晋三以来日渐强烈的“再军事化”倾向。说得更直接，日本希望冲破战后体制束缚，所以会积极绑定美国印太战略，而不是在关税议题上彼此扞格：“特朗普2.0”以来，日本已持续与印太美国盟友及伙伴开展多边合作，也深化了与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的双边关系及与北约的合作，2025年8月，日本三菱重工更是拿下澳大利亚6亿美元军舰建造合同，成为其迄今最大的国防军售专案。

无独有偶，韩国的类似倾向也出自两个现实背景：第一，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特殊，韩国基于朝鲜威胁与俄朝接触等现实，不会全面毁弃对美关系；第二，美方主导的同盟体系导致韩国缺乏谈判优势。

正因如此，“特朗普2.0”的安全、关税大棒，都会迫使原先立场不亲美的李在明，持续靠向尹锡悦路径。首先，特朗普表示计划削减驻韩美军规模，在当前2.85万驻韩美军地面部队是防御核心的背景下，这种动态无疑会损及韩国安全；接著，美国作为韩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直接无视美韩自贸协定祭出25%关税，同样伤害韩国对美出口。

这两项政策带来的冲击，在美韩同盟历史上从未有过。但因前述地缘与同盟体系背景，韩国没有太多可用的摆荡空间，因此从关税加压以来，便持续派遣高官密集赴美磋商，并在2025年7月达成协议：以设立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基金（占韩本年度政府预算72%）、额外采购1,000亿美元能源产品为代价，换取美方将相关关税降至15%，其中1,500亿美元聚焦美国造船业以挖掘自身优势。

显然，韩国虽在姿态上不如日本积极、没有积极绑定美国的战略诱因，但在朝鲜半岛形势、美韩同盟的背景压力下，韩国的外显行为也无法背离亲美路径太远，关税谈判就是一大例证。

欧洲与东南亚在观望？

相较之下，欧洲与东南亚似乎采取相对战略自主、乃至对冲的姿态。这也当然出乎两块区域各自的地缘背景。

首先是欧洲。当前的美欧关系存在三个交织热点：关税、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对北约的承诺。

在关税上，欧洲其实早在特朗普就职前就在准备与美国的贸易战，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欧征收关税后，欧盟随即宣布了报复性措施；此外，关税谈判也是政府推动俄乌和平协定谈判的切入点，尤其欧洲领导人的俄乌议程明显与特朗普不同；在北约议题上，由于美国施压，当前除西班牙外所有欧洲国家均同意将5%的GDP用于国防相关投入，其中至少3.5%为纯国防开支，剩余投入关键安全基建。

但即便欧洲在关税领域相对抗拒，从后续发展来看，欧洲还是走上与日韩相对类似的道路。关键在于，欧洲虽不是没有经济反制能力，却因安全领域依赖北约及美国，以及军事一体化的不完全，所以无法真正走上对美决裂、全然战略自主的路线。因此即便欧洲最初打算进行对等妥协的谈判，却还是在避免跨大西洋关系破裂的考量下，同意美国的相关要求。

当然，欧洲不是没有经济多元化的趋势，包括推动多边贸易秩序重心向自身转移，与多国敲定贸易协定，并与印度、阿联酋及CPTPP成员国进行谈判，其实都与特朗普2.0的关税大棒同时发生。但要说这种趋势已经聚沙成塔、成为足以排除美国的新选择，恐怕是言之过早。正因如此，当前欧洲各国即便展现一定的战略自主，但在战略背景缺乏巨大变革的现实下，这种抗拒虽然不会毫无作用，例如增加在格陵兰议题的主导性，不过整体的最终成效，恐怕还是要打折扣。

东南亚其实也是类似情况。虽说各国倾向在中美之间“不选边”，但对等关税的冲击还是避无可避，各国回应也因此受到美国施压驱动：越南坚信美方战略支持对本国的重要性，但对美加征高额关税倍感震惊与背叛，成为东南亚地区典型缩影；东盟虽表态协调应对美关税，却均因成员国间的出口竞争，优先开展双边谈判争取优惠税率；而越南率先谈妥降税更加剧各国焦虑，最终多数国家敲定了19%统一税率，老挝、缅甸仍被征高税。

当然，东南亚整体也如同欧洲，出现了对冲美国政策风险的脉动，包括加速推进多元经贸合作，升级与中国的自贸协定，深化同海湾国家、欧洲的自贸谈判。更多国家申请或有意加入CPTPP，欧盟也探索与该协定建立联系，试图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贸易支撑体系。不过这种努力的成效都需要时间酝酿，正因如此，当下的关税工具波动，其实不太容易导致各国推翻原先的谈判成果，因为替代方案尚未成熟。

可以这么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本质是将同盟关系简化为功利性交易，并以关税施压、安全绑定为筹码，企图塑造相对有利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而不同区域的各自回应，其实也就凸显这种做法的不同剖面：对欧洲、东南亚等尝试开辟战略自主的区域来说，这种作法如果没有搭配其他领域的战略胁迫与绑定，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杀鸡取卵”，美国的单边主义即便能收获短期利益，却也会倒逼各国为求避险加入经济与安全多元化，即便所需时间漫长；但对日韩等在安全与战略议题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来说，大概只能“以退为进”，设法在融入风暴后寻觅更大发展空间。

进入“特朗普2.0”，不只美国要设法适应变化多端的新总统，全球也难以回避高度波动的政经格局。而这种趋势的最终图景，不只来自美国的政策更迭，也关乎被施压方的所处位置与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