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达成协议到7月战争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MOU）只撑不到30天，就被各方导弹炸得命悬一线。

如果聚焦事件本身，导火线当然是治丝益棼的海峡僵局。早在6月17日协议签署时，美伊双方就对海峡未来各执一词：美国强调海峡的彻底自由航行，伊朗却主张将在60天后开始收费。即便后续美方以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为条件，希望伊朗软化立场，后者却依旧坚持控制、不肯让步。于是，居中斡旋的阿曼为求打破僵局，只能开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操作。

6月23日，阿曼先是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就海峡未来管理达成协议，随后却又在25日与美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签署共同声明，表示“拒绝任何通行费、收费或控制海峡的企图”。接著，阿曼又在媒体上释出“马六甲模式”规划，提议仿照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三国共管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成立多国基金，以各方的“自愿捐款”取代伊朗的强制收费；但与此同时，阿曼也与美国合作开辟伊朗控制外的新航线，意在巩固海峡自由航行的既成事实。

显然，阿曼虽然能与伊朗沟通，却终究不能抹除亲美的海湾国家底色，也不敢站在期望通航的国际社会对立面，只能在安抚伊朗之余缓缓破局。不过这种“长袖善舞”也终究引发德黑兰反扑：6月25日，伊朗以“船舶不能穿越未指定的航线”为由，袭击一艘航经阿曼水道的船舶，美国则随后对格什姆岛（Qeshm Island）、伊朗南部沿海祭出报复性打击。

之后就是类似场景的恶性循环、反复升级：伊朗攻击使用阿曼水道的商船，美国则在7月7日撤销伊石油出口的临时制裁豁免、在8日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在13日正式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战争、在14日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段期间，海湾基本展演鸡犬不宁的导弹纷飞：美国反复空袭伊朗，后者则持续袭击海湾各国。

显然，因为海峡僵局的炸裂，冲突已经退回6月以前的高强度对峙。不过展望战争前路，海峡其实也正如刚结束的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国葬，都是反映冲突脉动的地缘透镜，既照见美国与伊朗的中东秩序板块之争，也折射伊朗派系与美国的复杂互动。而这两股脉动的复杂交缠，无疑将决定战争的未来走向，同时牵引中东格局的再次变化。

捆绑海峡的“抵抗轴心”变局

首先是美国与伊朗的中东秩序板块之争。毫无疑问，海峡作为当前热点，既是伊朗影响力的新投射，也同步牵动既有的板块争夺，那就是作为美国、以色列、伊朗博弈断层的“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而这又与当前的伊朗战争形成了三重交缠。

首先是2023年10月爆发的加沙战争，这场浩劫虽有以巴冲突的长远脉络，却也毫无疑问是伊朗、以色列的代理冲突，并也因此成为伊朗战争的地缘前奏；再来是伊朗为了保住哈马斯而调动各地武装，由此导致的“抵抗轴心”烽火连天，包括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叙利亚变天、美伊联手轰炸也门，同样延续到了当前情境；接著是战争催生的海峡“武器化”议题，起初是胡塞发动的红海危机，如今则是各方纠缠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

显然，以巴冲突、代理武装、海峡危机，基本是从加沙浩劫一路贯穿到了伊朗战争，“抵抗轴心”也因此成为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博弈焦点。即便6月谅解备忘录的底层逻辑，就是美国以经济诱因换取伊朗开放海峡、推进核谈判，围绕“抵抗轴心”的拉扯却也没有因此淡去。

例如与谅解备忘录挂钩的黎巴嫩停火，就与海峡危机隐隐交缠，尤其6月19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以色列和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后，以军仍然持续发动攻击，这就导致伊朗一度在20日宣布关闭海峡；再来是7月6日，也就是哈梅内伊国葬当下、海峡危机升温前夕，哈马斯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解散统治机构、移交加沙治权；接著是7月13日，美国正式重启对伊战争后，沙特也在同日轰炸也门萨那机场，引发胡塞打破多年停火再对沙特发射导弹，伊朗则同步威胁将让胡塞封锁红海。

可以这么说，即便谅解备忘录看似聚焦海峡与核议题，“削弱抵抗轴心”却始终都是美国以色列的潜在议程，阿拉伯国家更是同步配合，这就导致伊朗始终有意藉著海峡议题“操作杠杆”，包括用霍尔木兹海峡挂勾黎巴嫩战线，以及反复威胁要让胡塞封锁红海，目的就是借由多重议题的相互绑定，设法维持自身战略影响力。

不过即便如此，两年加沙战争还是改变了“抵抗轴心”格局，并在不同板块间制造一定温差。

首先是备感压力的黎巴嫩真主党。基本上作为“抵抗轴心”中军事化程度最高的非国家实体，真主党无疑在加沙战争后蒙受巨大损失，包括2024年12月叙利亚变天后，直接失去支撑跨国后勤的战略支点，如今又因伊朗战争再被重创：3月2日以色列重启北部战线后，以军便反复轰炸贝鲁特南郊等地，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更大规模的地面入侵，同时斩首多位真主党新领导层。

与此同时，黎巴嫩政府也强化了对真主党的施压。例如黎巴嫩总理就直接禁止真主党的一切军事安全活动、强调战争与和平决定权只属于国家，并且反复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下令黎巴嫩政府军逮捕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这种尴尬情境下，真主党的长期政治盟友阿玛尔运动（Amal Movement）也只能被迫明哲保身。

6月26日，美国更是宣布以黎达成框架协议：黎巴嫩将承认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希望正式结束以黎之间的战争状态，并且承诺解除真主党武装，换取以色列逐步撤出黎巴嫩。显然，当前真主党不只要对抗以军进逼，还面临黎巴嫩政府的同步夹击，在国内的政治与军事空间也被进一步压缩，陷入军事受挫、国内孤立、后勤欠缺的三重危机。但即便如此，真主党作为最亲近伊朗的“抵抗轴心”板块，依旧是拒不屈服，并与以军持续交战。

再来是处境类似的伊拉克民兵。3月2日，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宣布参战，并且开始了对海湾国家、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袭击，却也随即面临类似真主党的政治困境：伊拉克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亲伊武装将国家拖入战争；总理苏达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更是命令安全机构防止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一度逼近美国使馆的亲伊朗示威者，也因此遭到伊拉克安全部队驱散。

此外，有别于真主党战意坚强，伊拉克民兵其实没有完全响应伊朗的战争动员。背后原因，就在于美国多年定点清除、清剿补给线的长期施压下，民兵的战斗能量已被削弱，其领导高层更是深度卷入伊拉克的政经生活，不再唯德黑兰马首是瞻。简单来说，伊朗在伊拉克的相关代理武装，其实早在战前就出现“空心化”现象。

6月30日，伊拉克政府更是下令亲伊朗民兵必须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装，否则将面临法律后果，这种安排恰好与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时程相挂勾，明显是美国要求的直接结果。其中，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伊玛目阿里旅（Kataib Imam Ali）已表态愿意交出武器，其余派别则尚在抵抗。

接著就是威胁要封锁红海的胡塞。平心而论，与被加沙战争重创的真主党、变天的叙利亚、空心化的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算是“抵抗轴心”中相对保有实力的板块。但这不代表胡塞没有软肋，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以沙特与胡塞在2022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为例，当时沙特同意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支付也门公务员工资，包括部分胡塞控制区的公务员，并将参与也门的重建投资；再回顾加沙战争期间，基本上从2024年到2025年，美以的反复空袭已不只削弱胡塞的袭击能力，还成功斩首诸多胡塞武装高层，并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广泛制裁更是严重削弱胡塞的经济支柱，包括占收入一半以上的石油和成品油贸易，支撑胡塞部落联盟的庇护网络便也捉襟见肘，这就导致胡塞最后同意与美国达成停火，并从2025年9月起停止袭击红海。

此外随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成功压倒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也门防长塔赫尔·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已宣布，“行动方向正朝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推进”，暗示政府有可能发动地面攻势、收复胡塞武装控制区。如果胡塞此时深度卷入伊朗战争，将有一定可能会让后方暴露在也门政府军的攻势下。

这或许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与真主党、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始终没有积极响应伊朗的战争动员，而是反复强调三条“红线”：中东国家不得与美国、以色列结盟攻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红海对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国家进行敌对行动；各方不得持续升级对于“抵抗轴心”的攻击。平心而论，从当今情势来看，第一条与第三条其实早就被跨过，但胡塞始终没有如伊朗所愿封锁红海，而是只对以色列发射几枚导弹，并在沙特轰炸机场后，才对沙特进行导弹回击。

至于加沙哈马斯，则明显更加外于伊朗战争。确实，宣布解散统治机构、而非解除武装，其实更多是政治姿态展演，而非真正从加沙退场。但涉及哈马斯未来能量的加沙重建，却是极度仰赖海湾国家的资金挹注，正因如此，早在2月伊朗战争爆发时，哈马斯就多次呼吁伊朗不要攻击海湾国家，更遑论要响应德黑兰的战争动员。

可以这么说，不论后续对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哈马斯的解除武装进程会否成功、胡塞又是否选择封锁红海，“抵抗轴心”都已经因为战争受到重创，其实也就等同伊朗战略影响力的流失。这就可能导致伊朗更加强势要掌控海峡，同时以此为杠杆，尽可能确保“抵抗轴心”的劫后余生。

革命卫队与经济放血的竞合

当然，这同样会牵引伊朗的强硬、改革派与美国的复杂互动。从当前局面来看，控制海峡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红线，这就必然与美国的“自由航行”底线相矛盾，并且导致谅解备忘录的摇摇欲坠。

而革命卫队的势大，其实也与“抵抗轴心”的扩大类似，都是哈梅内伊时代的鲜明印记，并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形成了复杂共生。

首先是捍卫政权生存。众所周知，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旋即陷入两伊战争的8年战火，革命卫队因此与正规军共同承担作战任务，并在战后受到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高度评价；再来，革命卫队作为政权捍卫者，也承担弭平街头骚乱的镇压职责，从2009年的“绿色革命”到2026年刚结束的反通胀示威，大抵如此。

而在对外政策上，革命卫队无疑是“输出革命”的直接执行者，套用在当前政治情境，其实就是经营“抵抗轴心”，包括最早在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就因革命卫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而能抗阻以色列军队的持续进逼；在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Muqtada al-Sadr）的武装力量也曾接受革命卫队的训练与资金支持；在加沙地带，伊朗无疑是哈马斯的最大生存靠山；之后“阿拉伯之春”引爆的叙利亚、也门内战，则又让革命卫队与阿萨德政权、胡塞武装建立联系，最终为伊朗打造了南北包围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抵抗轴心”地块。

之后随著“抵抗轴心”纠缠伊朗以色列代理冲突，革命卫队的角色又再被强化，尤其是2023年10月开始的加沙战争，基本就导致了所有“抵抗轴心”板块与以色列的直接交火，后续的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当下的以色列伊朗美国战争，又让革命卫队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话语权，包括无视总统、甚至能够干预最高领袖遴选。

再来是经济场域。革命卫队利用了两伊战争结束后的重建需求，著手打造自己的经济网络，包括成立戈尔博公司（GHORB/Khatam al-Anbiya）、伊斯兰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Sepah）、巴斯基基金会（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Basij），开始涉足房地产、银行、零售、油气资源开发等行业。

这种情形在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当选总统后，明显成为一种台面化的政经输送。例如2006年，戈尔博公司就获得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价值13亿美元的巨额合同，负责建设从南帕尔斯天然气田通往巴基斯坦边界的输气管道项目。之后，内贾德政府又将南帕尔斯气田的第五期和第六期专案交由该公司运营，戈尔博公司由此成为伊朗主要的能源基建公司之一。

显然，革命卫队的崛起本身，就是伊朗近年内外政治情境的脉动反映：持续介入中东各大战场、建立战略纵深，革命卫队基本已与所谓“抵抗轴心”政策结成命运共同体；而同步发生的美伊关系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裁收紧，又成为伊朗近年反复爆发全国示威的导火线，革命卫队作为政权生存防线的角色，也因此在一波波示威浪潮后变得更明显。

而这种横跨政治、经济、安全的多重角色，已经让革命卫队超脱1979年后的原始作用，走向主导伊朗政治的某种“国中之国”，并且展演与保守派结盟、排斥改革派的整体趋势。

例如前述的内贾德执政时期，基本就是与革命卫队形成了某种“共治”。除了后者因此获得大量政府合同、深化自己与伊朗经济的捆绑外，在整个内贾德总统任期内，也有大量出身革命卫队的官员进入政府内阁，占比远超之前历届政府。可以这么说，内贾德政府与革命卫队其实结成了“一体化”的军政关系，正因如此，在内贾德因疑似选举舞弊而被“绿色革命”包围时，革命卫队就扮演了政权守护者的角色，并也因此强硬镇压示威人群。而这也基本就是后续莱希（Ebrahim Raisi）时期的类似模式。

但轮到改革派上台时，革命卫队基本就与政府形成相互掣肘、甚至互斥的对抗关系。例如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总统后，双方的矛盾就持续积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专访时表示，“对于1979年的人质危机事件感到遗憾”，此举立刻遭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评，强调“如果行政体制和伊斯兰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敢于应对并施加干预。”1999年7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时，革命卫队也直接指责哈塔米政府“毫无作为”。甚至，革命卫队还直接把哈塔米比做“伊朗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无独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总统上台时，革命卫队也在同年12月指责鲁哈尼政府可能会成为“深受西方学说影响的政府”；鲁哈尼则公开回击革命卫队，“早就超越政治体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单边退出核协议后，革命卫队又指责鲁哈尼工作失职。

不过革命卫队与改革派政府的冲突，其实并不完全来自意识形态与路线分歧，也与经济改革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革命卫队基本是从1990年代起，逐步深化在伊朗经济领域的角色，如今也已形成不容忽视的“经济帝国”，有能力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国家外汇配给，并能通过自身控制的港口、陆上边界口岸及海陆空军事设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导致伊朗国内大部分私营企业无力与之竞争，政府税收也因此严重受损。

此外，革命卫队也常年涉足伊朗境内的黑市交易，例如利用油气补贴政策，将廉价汽油和天然气倒卖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来获取巨额利润，甚至通过贿赂海关走私奢侈品赚取差价。因此鲁哈尼便曾经抱怨：我们将掌握在“无枪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交给了“带枪的政府”，这不是经济私有化。

但吊诡的是，美国制裁虽然重击伊朗经济，却也同步拉升革命卫队的经济角色。关键在于，革命卫队的下属基金会和公司，虽然是伊朗整体经济改革的障碍，却也能为所谓“抵抗型经济”提供支撑，包括在一定程度上贡献税收、救济穷困人群、提高就业率，尤其是在基建项目和国防工业领域。此外，随著西方收紧制裁迫使外资与企业撤出，革命卫队也迅速填补了相关空间。

可以这么说，美国制裁本身也就像当前战争，虽然削弱了伊朗国力，却也强化了革命卫队的政经能量。原本，最高领袖可以是平衡民选总统、革命卫队分歧的关键，但哈梅内伊晚年已基本成为革命卫队扩权的保护伞，基本上这也成为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的重要背景：除了策动哈马斯闪击以色列，伊朗也调动所有“抵抗轴心”板块参战。如今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在革命卫队支持下就任最高领袖，则又进一步确保了革命卫队将来的大权独揽。

可是政治精英与安全部门的成功结盟，并不等于国家与政体的愈发强壮。关键在于，伊朗或许能够抵御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进逼，但伊朗的经济问题却不会因为停火而即刻消失。基本上，鲁哈尼时期的问题至今还是存在：由于革命卫队的“蛋糕”无法轻易触碰，经济改革因此走得步履维艰；收紧的制裁则会不定期触发全国示威，这时又必须仰赖革命卫队的镇压枪口。换句话说，民选政府的手中砝码日渐稀少，国家的生存压力却愈发巨大。

这就延续到当前的战争情境。一方面，如果不是革命卫队主导伊朗封锁海峡、打击海湾的对外攻势，战争未必能够形成勉强停火的恐怖平衡；但革命卫队坚持控制海峡、甚至不惜为此袭击船舶导致战火复燃，其实可能冲击后续的资产解冻、制裁解禁谈判，导致伊朗的经济问题更加无解，尤其美国当下已经重启对伊海上封锁、撤销石油出口豁免，无疑会加剧伊朗的经济负担。

当然，强制在海峡收取高额通行费，或许对于国库不无小补，可是这也必然催化更加强烈的绕道趋势，以及触发部分国家的外交交涉，导致伊朗出于政治考量降低、乃至不收特定国家的船舶通行费，例如中国。因此最终，控制海峡或许更多是起到保卫政权、保住“抵抗轴心”的战略效果，经济效果则未必能如一开始规画的丰硕。

未来美伊能否继续脆弱的谅解备忘录、或是在各方斡旋下推出“2.0”版本，还是一路升级导致海湾大战爆发，其实就取决于伊朗面对“抵抗轴心”板块流失，有多高意愿在海峡“寻求补偿”，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复杂互动中，经济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革命卫队“用海峡换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