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2013年“伊斯兰国”崛起、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叙利亚便经历巨大的权力洗牌，先是因为内战导致中央急遽衰弱，再来是经历伊朗、俄罗斯、土耳其的先后军事介入，接著又在2024年闪电变天，从原本的伊朗、俄罗斯附庸，逐渐转为由以色列、土耳其在南北分据势力范围，同时与海湾各国恢复来往的亲美国家。

其中，土耳其可以说是贯穿变天前后的重要角色。早在2016年，土耳其就发起“幼发拉底之盾行动”（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成功进军叙北打出安全区；2018年，土耳其又发动“橄榄枝行动”（Operation Olive Branch），进一步占领更多库尔德武装控制区；2020年，土耳其再发起“和平之泉行动”（Operation Peace Spring），持续向南推进，结果与俄罗斯产生了势力范围之争，两国因此在2020年爆发军事冲突，最后以土耳其的受挫告终。

可是随著2022年俄乌战争、2023年加沙战争相继爆发，俄罗斯与伊朗的影响力持续下降，土耳其又意外迎来新机遇：2024年叙利亚变天前，土耳其就持续与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协商，希望在库尔德武装、难民遣返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后者与俄罗斯都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土耳其必须全面撤军，这就导致协商最终破局。

不久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忽然发起一波攻势，过去一贯压制的土耳其却毫无动作，于是阿萨德政权在几天之内闪电垮台，俄罗斯的中东支点就此殒落、伊朗“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陆上孔道也宣告断裂。在这背后，土耳其的“开绿灯”无疑发挥重要作用。

随后，土耳其在叙利亚开展了全新棋局。首先，土耳其成功与叙利亚新政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后者也因此在美国、土耳其主导下，持续推动库尔德武装的整并进程；再来，由于以色列在2024年11月入侵叙利亚，并于南部建立缓冲区，这就导致土以两国开始在叙利亚发生摩擦，例如2026年8月18日，以色列就以土耳其即将驻军为由，对叙北的空军基地进行轰炸；此外，不论土耳其或以色列，都因“亲美盟友”的身分归属，而成为美国对叙利亚“间接统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8月下旬的土以冲突，最终是由美国斡旋画下了句点。

可以发现，土耳其在叙利亚持续变化“间接统治”，其实正好照见所谓“奥斯曼2.0”的复杂多面：作为中东的关键中等强国，土耳其正利用美军撤出中东的机遇扩张影响力，却逐渐与以色列发生摩擦，并且依然要在某些部分仰仗、受制于美国协调。

当土耳其重返中东

首先观察土耳其当前在中东各板块的经营。

在叙北，土耳其以将近10年的军事干预，成功打造由前沿基地、后勤枢纽和观察哨组成的统治网络，阻止了库尔德工人党（PKK）与叙北库尔德武装的相互串联。如今即便土耳其已将部分占领地交还叙利亚新政权，所支持的代理武装也开始整并入叙利亚军队，土耳其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力却不减反增，且仍在叙北保留部分哨站，以维护后阿萨德时代的边境安全。

在伊拉克，土耳其同样在北部运用大量哨站和联络点，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进行常态化的跨境打击，并也由此获得巨大杠杆，既能削弱库尔德工人党，也能借此施压埃尔比勒的库尔德斯坦政府进行谈判。

在局势未定的利比亚，土耳其的介入领域主要是在的黎波里与西部走廊，尤其是从2019年就开始经营的的黎波里，基本上土耳其的军事顾问、训练设施、空中设施和沿海节点准入安排，正持续巩固安卡拉的影响力。此外，土耳其也在非洲的索马里（Somalia）设有军事基地，不仅扩大了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也在更广泛的红海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在海湾地区，土耳其原本长期与伊朗共同作为海湾的“集体威胁”，沙特也因此在“伊朗威胁论”外，大力渲染“新奥斯曼主义”的扩张性，并称土耳其、伊朗、穆斯林兄弟会为“邪恶三角”，更因此在2017年以卡塔尔过度接近伊朗、土耳其、支持恐怖主义为由，联合阿联酋与埃及多国发起围堵，也就是所谓的“卡塔尔外交危机”。

可是随著沙特之后选择缓和与伊朗的地缘博弈，卡塔尔的外交困境在2021年宣告结束，沙特伊朗甚至在2023年正式复交，土耳其与海湾的关系也连带缓和，安卡拉因此更能维系在海湾的政治耕耘。接著2023年加沙战争、2026年伊朗战争的陆续爆发，又让土耳其获得参与海湾集体安全的机会之窗，不仅在2026年3月与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共组“四国集团”，更在8月与沙特、巴基斯坦签署《麦加联合防御协议》（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回顾过去，法利赫·里夫基·阿泰（Falih Rıfkı Atay）在1932年完成的《橄榄山》（Zeytindağı），直接反映了土耳其建国世代的地缘视野：阿拉伯世界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根源，正如书中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国库的大部分资金都被沙漠和乡村消耗殆尽。”基本上这也解释了，为何建国之后，土耳其会长期耕耘面向欧美的关系，同时自外于中东的地缘竞逐。

可是聚焦当下，《橄榄山》的理念几乎被全数推翻。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一世纪后，土耳其已然重新崛起为中东地区的有力强国，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政府更是大力推行带有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色彩的民族主义叙事，强调土耳其与中东重建联系的自豪感，并称文明的延续性是土耳其在周边地区发挥天然领导作用的关键。从结果来看，这种叙事在国内颇受欢迎，尤其是针对埃尔多安的保守派支持者，并也助长了土耳其保守精英阶层的“天命论”叙事。

当然这种叙事之所以能够成形，关键也就如前所述，是因土耳其在美军撤出中东的背景下，为应对混乱局势并利用地区权力真空，所以在伊拉克、叙利亚、海湾、乃至非洲进行了种种布局，最终得以构建一个规模虽小但战略精准的军事与安全伙伴关系网络，从而赋予安卡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与杠杆，“奥斯曼2.0”的格局也因此成形。

“奥斯曼2.0”的经济牵制

可是即便美军撤出中东、伊朗战争等变局递进，赋予土耳其地缘扩张的天赐良机，所谓“奥斯曼2.0”却也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更多在内外牵制中颠簸前进。

首先是土耳其自身的收益牵制，其实也就是经济因素。以叙利亚为例，土耳其确实通过进军叙北、策应叙利亚变天，实现了一系列地缘目标，包括阻止库尔德政权在边境壮大，并通过支持沙拉（Ahmed al-Sharaa）政权，深化了自己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力。

可是新的问题随即显现：叙利亚依旧体制薄弱、财政拮据，土耳其的投入并没有获得可观回报。以2025年的数据为例，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出口额虽然上升至30亿美元，但这对土耳其来说只是小市场，而且前述收益主要流向土耳其东南地区的贸易商、制造商和物流公司。可以这么说，足以巩固土耳其作为叙利亚最大经济参与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能源、重建和制造业投资浪潮，根本尚未到来。

而这就会牵动土耳其自身的经济隐忧。从经济体量来看，土耳其当然是中东强国，经济规模约为1.6兆美元、排名世界第16位，更是G20的成员。可是土耳其经济也长期存在风险，包括高通胀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因此一直以来，以“奥斯曼2.0”为蓝图的土耳其对外扩张，其实都带有潜在的经济议程：希望利用周遭的动荡局势，开辟新能源和贸易路线，并在周边地带获取大型重建项目，为土耳其企业创造经济优势。

可是结果如前所述，土耳其的地缘布局并没有开创经济新局。除了叙利亚之外，利比亚也是一大例证：自从土耳其2019年介入利比亚局势后，双方经贸有所反弹，数额却远不及土耳其企业预期，承包商则要持续与项目中断、帐款未付等阻碍搏斗。显然，利比亚的分裂政局、相互竞争的庇护网络，都导致土耳其无法顺利将影响力转化为经济利益，更遑论要以此塑造利比亚的政治秩序。毕竟，利比亚虽然没有解体，却也未能凝聚成繁荣统一的国家。

此外从数据来看，尽管土耳其企业渴望在中东开展更多业务，西方却仍然是其最大投资与出口市场。2023年，欧盟占土耳其出口总额的40.8%，“近东和中东”地区却只有16.7%。

可以这么说，经济发展虽是“奥斯曼2.0”的一部分议程，却也会反向牵制项目的宏观进展。一来，土耳其的回报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秩序运行，也就是这些前内战、破碎地带能否建立稳定的冲突后治理体系；二来，即便土耳其有意耕耘中东市场，但时至今日，土国商界的主体仍然面向欧盟。

而这种挣扎在欧亚间的拉扯感，当然也反映在“奥斯曼2.0”的最直接牵制上：中东特殊的多国博弈。

“奥斯曼2.0”的政治迷雾

首先是美国的阴晴不定。

确实，美军撤出是土耳其大胆扩张的重要背景，可是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反复无常同样是一大风险。在这位狂人的视野内，几乎没有不能推翻的政策：在叙利亚，特朗普既能赞许土耳其协助推翻阿萨德政权、默许安卡拉从叙北辐射政治影响力，却又能在伊朗战争的情境下宣称，美国准备动员库尔德族武装起事。在关税与对北约立场上，美国的反复同样让土耳其焦虑不已。毕竟，安卡拉或许可以学会适应美国政策，却很难应付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尤其，土耳其并非中东唯一的亲美盟友，以色列、沙特与其他海湾国家同样名列其中。换句话说，在美国对于中东的“间接统治”体系中，土耳其并非唯一协力者、更不享有崇高特权，美国与海湾各国的政经联系、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都在这套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意味著，当土耳其利益与前述国家发生冲突时，并不能指望白宫会站在自己这边。美国或许在利比亚、东地中海、东非、叙利亚等地块，赋予了土耳其投射影响力的便利，却不等于允许安卡拉凌驾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之上。

而这显然就是土以冲突的重要背景。尤其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土耳其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埃尔多安对以色列领导层的持续批评，搭配上土耳其在中东各板块的长期布局，都让以色列的焦虑层层堆叠，并且开始土耳其是“新伊朗”的宣传战。当然，土耳其也同步升高了对以色列的措辞，包括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与此同时，土以双方的地缘摩擦也同步上演：除了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之争外，以色列与塞浦路斯、希腊的持续靠近，同样令土耳其警报大响。

可以这么说，双方冲突源自多个板块的未解决争议，再加上美国“间接统治”体系内的多方竞争，如今已经导致土耳其、以色列形成了多焦点博弈，围绕著区域安全、巴勒斯坦问题、东地中海、两国与华盛顿关系持续开展。其中，叙利亚或许是当前的最直接战场，却也仅是更广泛格局之争的战线之一。

当然，土耳其理论上来说可以用其他大国关系平衡美国。可是放眼当前中东局势，安卡拉的可用选项其实并不多。

首先是俄罗斯。多年来，在俄罗斯势大的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在叙北、甚至中东其他板块察言观色，从叙利亚的阿斯塔纳进程到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再到俄罗斯承建的阿库尤核电厂，莫不如此。可是伴随俄乌战争爆发、阿萨德政权垮台，俄罗斯在中东的地位不复以往，土耳其虽然取得了平视莫斯科的机会，却也失去了制衡美国的重要资源。

再来是中国。诚然，中国是中东多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却也始终刻意避免涉入区域冲突，从加沙战争到伊朗战争都是如此。且在土耳其的经贸版图中，如前所述，欧盟与西方才是主要对象，以2025年数据为例，土耳其的最大贸易伙伴为德国，双边贸易额达523亿美元，其次依序为美国（344亿美元）、意大利（289亿美元）、法国（241亿美元）及英国（240亿美元）。

可以这么说，从当前的地缘与政经情势来看，不论莫斯科或北京，都无法如同美国为首的西方般，为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或支撑经济。这就会牵引出“奥斯曼2.0”的一大灵魂拷问：土耳其究竟是在推进战略自主，还是持续在西方体系内寻求平衡？

当然，前述两者并不必然互斥。从土耳其整体的战略来看，安卡拉当然有扩大中东影响力的议程，所以推动了一系列地缘扩张与耕耘；可是聚焦更细致的现实操作，土耳其与其说是在建构区域秩序，不如说是试图以保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方式，来持续管控区域动荡。结果，从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利亚到东地中海，土耳其的影响力虽然无所不在，却都没有真正打造凝聚“奥斯曼2.0”的土耳其帝国。

或许应该这么说，在经济受牵制、美国复杂“间接统治”压制的背景下，土耳其虽然能与各方势力周旋，却尚未形成自身的独特地位，也尚未做好独自应对后美国时代中东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