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周一（1月26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专题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促进特别行政区良政善治”。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必须“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港澳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近年来，随着香港社会实现“由乱到治”并迈向“由治及兴”，“破除藩篱”与“破解矛盾”这两个“破”，成为中央对港政策论述中的核心关键词。它们为何关乎香港长远发展？香港特区，要推动良政善治，哪些是真正难啃的“硬骨头”？夏宝龙此次将其紧扣“行政主导”来谈，又释放了何种新信号？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嵌入”行政主导和管治改革

治港团队首次接触“破除利益固化藩篱”这一论述，是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提到——“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彼时正值第六届特区政府就职，中央期望香港尽快摆脱长期以来的桎梏与障碍，实现社会转型，加速发展。

随后，习近平在202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座谈会上提到，“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回溯至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曾向述职的特首曾荫权表明，香港“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可见，中央对香港社会根本问题的关注具有连续性与一贯性。

夏宝龙近年多次在面向香港的讲话中提到“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且在语境上与“管治团队”、“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公务员”等责任主体相连。在2023年全国港澳研究会十周年庆典上，他将“破”与“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相联结，而在本周一的研讨会上，他进一步将“破”嵌入“行政主导”、“革新管治理念，改进管治方式”的制度框架内阐述。

这种论述重心的演进表明，中央对特区的要求已从确立“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基线，转变为实现有效治理的真正成效。香港“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核心任务，已聚焦于通过制度性革新来破除发展障碍、兑现治理效能。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事实上，回顾内地改革开放进程，正是在承认既有社会经济体制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的基础上，大胆突破既有框架，敢于直面社会不同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内部存在的利益固化现象，才得以直面问题，加以解决。

从中央六大改革领域看香港如何破除利益藩篱

习近平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时，系统性地提出了六个需要重点提升与完善的关键领域，包括：“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活力与持续健康发展”，“政府效率效能”，“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以及“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一顶层设计不仅为内地深化改革指明方向，更为诊断和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提供了清晰的系统性框架。

仔细对比可见，香港长期积累的“利益固化藩篱”与上述六大领域高度对应。在市场体系与产业结构方面，香港经济长期高度依赖金融与地产板块，市场结构相对固化，政府漠视对土地规划利用的主导权，土地资源极度集中且分配不均，擡高营商和生活成本，抑制了公平竞争与多元发展。尽管拥有顶尖的科研能力，但长期以来“产学研”断层，创科未能成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引擎。

在政府效能方面，与民生议题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政策规划停滞不前，从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垃圾征费，到网约车合法化等政策的推行过程，多多少少都暴露了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在社会稳定与民生保障方面，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完善后，社会大局转趋稳定，但住房供应、贫富差距、青年流动性及安老医疗等深层次民生问题，仍是影响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变量。

至于“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关乎行政机关的治理表现，与夏宝龙在讲话中频繁提及的行政主导直接关连。对香港来说，作为行政主体的管治班子与公务员团队，如何克服“不做不错”等避险心态，敢于担当作为，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

两“破”需从内部“破”起

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与抗衡、政策制定及执行中的程序依赖，以及社会对改革的信心及承受力，共同构成了香港改革的现实障碍。中央反复强调“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既是基于内地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反映出对香港特区政府突破深层次矛盾进程的更高期待。

夏宝龙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特区政府各部门“要在行政长官领导下⋯⋯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革新管治理念，改进管治方式”，正是提醒，破除藩篱的关键在于管治体系的自我革新，需要特区政府展现出超越以往的决断力与执行力——两“破”需从内部“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