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主流校园内，平均每8名学童便有一人被标签为“特殊教育需要”（SEN），2025/26学年就读于公营普通中小学的SEN学生突破7.17万人。当这群孩子告别校园、步入成人世界，以自闭症为例，其全职就业率却仅约一成二，显示香港共融政策存在困局。要打破现有困境，单靠倾倒预算绝不足够，翻转观念更为重要：从曾经的“矫正”少数人使其适应社会，达致“优化”社会环境让少数人能够融入，助力特殊需要人士融入社会也应不仅仅局限于校园。近年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的“脑力多元”（Neurodiversity）概念，倡导将自闭症、ADHD及阅读障碍等大脑神经特质“去病化”——神经差异并非待修复的“故障”，而是人类基因库中自然且宝贵的多样性。从这一视角出发，或能让共融理念真正贯穿脑力多元人士从求学到就业的重要人生环节。

【“不一样的大脑”系列深度报道之一】

共融政策运行多年仍存问题

根据香港教育局及医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港公营普通中小学中，经诊断患有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ADHD）及特殊学习困难（如阅读障碍）的在校学生已达 7.17万人。这意味着在香港的主流校园里，平均每8名学童就有一人属于特殊教育需要（SEN）群体。

如果社会能更好地协助他们顺利融入，这股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在未来必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行的生产力。然而理想与现实仍有巨大鸿沟。以成年自闭症人士为例，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自闭症成人就业调查》在2024年3月发表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本港 ASD 成人的全职就业率仅有约12%，高达六成五长期处于失业或待业状态。这反映出香港对这类群体的帮扶仍在各个阶段存在问题：从学前的家庭支援与早期干预、中小学共融教育的资源匮乏，到中学后多元化教育的断层，以及职场上共融理念的欠缺，整个社会支援体系皆需要迈出更关键的一步。

这种短板的造成，归根结柢是认知亟需更新——问题的症结从不在于少数人的适应不良，而是在于我们的社会习惯由中心向边缘发号施令，强求少数人削足适履来挤入一个类似的模具，却鲜少愿意为了身处边缘的人微调运作方式，忽略了社会本身就缺乏共融观念、弹性制度设计与无障碍配套。

这种调整也并不仅仅有利于需要帮助的少数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助理教授林宇轩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到“下斜路缘效应”——无障碍斜坡原本是为轮椅使用者设计的，但推婴儿车的父母、拉行李箱的旅客，也都因此变得更加方便。当体制愿意为了最脆弱的个体展现弹性与温柔，这种变革最终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反哺每一个在主流秩序中感到疲惫的“大多数”。

脑力多元群体应从边缘走向中心

9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脑力多元”的概念。这听起来像一个医学名词，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又被翻译为“神经多样性”。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助理教授罗颕嘉解释，这种变革主张从“优势取向”（Strength-based）的角度重新看待脑力多元人士，关注并发掘他们的强项，例如ADHD儿童所表现出的冲动与过度活跃，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具备适应紧迫与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

脑力多元人士在香港社会仍处于人们的认知边缘。协康会一级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言向《香港01》表示，单靠统计数据低估了实际特殊教育需要/脑神经多元人士的出现率。一方面，轻微个案难以在幼儿早期被察觉；另一方面，则是家长的心理防线。“许多照顾者听到评估会却步，觉得孩子长大一点会好转、或者上小学再说。”这种回避或观望态度令确诊数字未能反映现实教育界及社福界面对的需求。

此外，诊断系统中的“性别偏见”亦不容忽视。林宇轩教授指出，现行诊断工具大多基于男性案例开发，对女性的敏感度严重不足。女性患者往往具备更强的“掩饰”行为（Masking）——她们透过模仿社交表情来融入群体，加上华人社会对女性“安静、乖巧”的期望，令她们的困境在“听话”的表象下被彻底隐藏。

同时，随着《良医》、《非常律师禹英禑》等以脑力多元人群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全球热播，社会对此类群体尤其是自闭症人士的认知正陷入一种两极分化。一方面，传统的偏见依旧根深蒂固，部分公众仍将他们视为与社会脱节、生活无法自理的“失能者”，停留在“不擅说话、躲在一边的小孩”的刻板印象中。另一方面，随着Elon Musk等社会名流公开其脑力多元特征，流行文化开始出现将其神化为一种“天才病”的趋势。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宇轩教授将这种转变形容为一把双刃剑。事实上，研究显示仅有少于一半的自闭症人士拥有所谓的“特殊技能”，例如特强记忆力和音乐才能，其余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显著的天才。

“脑力多元”能改变什么？

为什么这项运动如此重要？林教授认为，这是一场关乎社会正义的运动。其起源在于许多自闭症人士意识到：当前的相关服务或研究虽然宣称是在协助他们，却从未倾听过他们的真实需求与喜好——既未曾征询过其意见，亦不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

他提出，脑力多元运动的核心诉求，是希望不论是医疗、教育还是研究领域等业界，都能更多地与脑力多元人士展开合作。这种合作涵盖诸多层面，但最关键的原则在于：“是否有事先征询当事人的意见？”或许研究人员或服务提供者自认为计划完善，但必须先询问当事人，甚至邀请他们一同建构服务内容。这将彻底扭转现有的服务与研究生态——不再由研究人员或医疗专家单方面主导，而是建立起至少平等的模式，将他们的意见与视角放在首位，而非由没有切身体验的研究人员说了算。这充分突显了脑力多元人士自身视角的重要性。

特区政府与社福机构在推动脑力多元政策时，亦应翻转传统的俯瞰视角。当局应透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与支援措施，鼓励脑力多元人士亲身走向前台、为自己发声。唯有当他们不再只是“被研究、被审视”的对象，而是成为自身权利的缔造者时，共融才不会是一句口号。